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任何政治人物都首先是人，他们的心理活动——不管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健康的还是病态的——都会对他们所领导和参与的政治运动发生或正常、或病态的影响。例如，美国政治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的哈罗德·D·拉斯维尔（Harold D. Lasswell）就曾通过他的一系列著作，开创了一种用精神病理学和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政治人物的新尝试。当然，诚如拉斯维尔所言：“尝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政客都‘精神错乱’。实际上，对于揭示不同类型公共人物的发展轮廓这一核心问题来说，具体的病理是次要的。”

作这一如是观，对江青的心理活动，尤其是病态心理的研究，也是全面地研究她文革中完整的政治活动和反常的政治行为的“核心问题”之一。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江青和任何被怀疑有“精神错乱”的政治人物不同，她是一个在文革前就被医生正式诊断出患有多种心理疾病的病人。她又是带着这些精神疾患进入这一政治风暴之中的。加上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毛又在文革中充分发挥了他们“夫妻政治”的功能，使江青在文革中成为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倾一时的女人。尽管精神疾病并不是江青在文革中大施淫威、迫害他人的主要原因，但绝对的权力决没有有助于江青精神疾病的治疗。相反，权力造成了她原有的病灶和人格中暴戾成分的迅速激发和大为拓展，从而对社会带来了更大的危害。在这一点上，绝对的权力却成了江青变态人格的放大镜。而两者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更成了江青和整个文革研究中或不可缺的一环。

一个曾为医生下过正式诊断的心理疾病患者

从精神疾病的角度去分析江青的文革政治活动，一个首要前提是必须说明她是一个心理疾病患者。这一点无需哗众取宠和危言耸听，是有着坚实的病例和病历为事实依据的。江青自中共建国以来一直声称她有“重病”。1958年7月，一群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医生在给她做了细致的身体检查后，并没有发觉生理器质上的疾病，相反一致认为她患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等心理疾病，并向毛泽东作了正式的报告。“强迫观念”也称为“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是一种精神疾病。“双重人格”，也称为“多重人格障碍”，在最新的精神病学上已经被归入林林总总的“变态人格”（Personality Disorder）的大范畴，当然也是精神疾病的一种。另外，在上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江青一直被医生诊断为有严重的神经衰弱（Neurasthenic），有着严重的失眠、恐惧、脾气暴躁等症状。这一病状在目下的国际精神病学中，也已经被归入精神疾病的范畴，它常常和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焦虑症（Anxiety disorder）、恐惧症（Phobia）及强迫症有关。简言之，江青文革前的精神方面的病疾，是为医生诊断过、并有过初步结论的。

另据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回忆，他在1968年刚刚去江青处报到时便被告知她有严重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Autonomic dysfunction）的病，“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无独有偶，这一疾病林彪竟然也有，用林夫人叶群的话来说：“江青同志和林彪同志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是知心朋友……性格是一样的，生活习惯是一样的，身体状况也是一样的，都怕风、怕光、怕声响，都好出虚汗，……是同病相怜呀！”根据有精神病学领域“圣经”之称的、由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制定发行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SM-5），它和三种精神疾病有关联：1）睡眠-觉醒节律障碍（Sleep-Wake Disorders）；2）物质相关和成瘾性障碍（Substance-Related and Addictive Disorders）；3）路易体神经认知障碍（Major or Mild Neurocognitive Disorders With Lewy Bodies）。

在中文世界有关精神疾病的著述里检索一下这种怪病的症状和起源，也会发觉它常常由心理因素造成：“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是一种内脏功能失调的综合征。包括循环系统功能、消化系统功能或性功能失调的症状，多由心理社会因素诱发人体部分生理功能暂时性失调，神经内分泌出现相关改变而组织结构上并无相应病理改变的综合征。……情绪症状表现为烦躁、焦虑、情绪不稳、多虑、多疑、多怒、紧张恐惧、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等。”换句话说，这一所谓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也可能是江青原来就有的精神疾病造成的。

在众多的江青的传记和江青接触过的人的回忆录中都对她得精神疾病的过程有所描述，稍作浏览还会发觉都大体符合现代医学关于该疾病发展的脉络。江青在中共建国以前大概因为卫生条件的限制，得了子宫颈糜烂的妇女病，1955年被妇科专家检查出有癌变：“医生跟江青说明病情后，江差点崩溃。经由医生们一再保证原位癌可以完全治疗，她才平静了下来。几天后，江便乘飞机往苏联”。根据陪江青同去苏联的中方翻译的描述，江青在苏联“这次做化疗有反应，情绪差，脾气也不好”。据苏联方面指派的翻译卡尔图诺娃回忆，她也觉得江青当时非常“喜怒无常”。她举了如下的例子：

有一天我去江青的单间病房，我记得，是在二楼。在门厅我看见玛申卡（她是库图佐夫大街裁缝店的裁缝）在埋首哭泣。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要是你赶上了这种事也得哭。我给她（江青）赶了一夜才缝好的连衣裙，让她试试，可是她却不愿意试！”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江青情绪不好。

1956年5月，“江青做放射治疗整1年，需要赴莫斯科复查。复查结果令人满意”但问题是江青本人并不这么看。据她身边的医生观察，尽管“苏联的放射治疗非常成功，但她变得更难以伺候，抑郁消沉”：

江青从苏联接受医疗返国后，神经衰弱更形严重。她认为她有重病，子宫颈原位癌复发、咽部淋巴结发炎、胃不好、消化能力差、头上似乎压了一个铁盔。她自称是淋巴体质。她说耳鸣，好像有个虫子向耳里钻。怕风、怕光、怕声音，而且有一种恐惧感。她长期有失眠症，安眠药换来换去，然后又说药物过敏。她对安眠药上瘾。她生病也生上了瘾。但她的钴六十放射治疗十分成功，原位癌完全治愈。

从现代精神病学的数据来看，癌症病人如果不能对自身疾病缺乏了解并过度的恐惧，是非常容易患上忧郁症等心理疾病的。“一项研究以3个癌症中心的215名癌症病人为对象，调查研究他们当中精神病的患病率。德若伽提斯（Derogatis）（1983）发现47%的病人出现精神病的症状……随着病情的加重，病人换上抑郁症的几率也增加。”

然而，江青在上面所讲“恐惧感”恐怕绝非只是对癌症这样一种疾病的恐惧，更是对由此而引发的对她和毛泽东婚变的恐惧。因为上述的妇女病，江青大约和毛在1955-1956年间开始便没有了夫妻间的性生活。毛泽东虽然没有和她离婚，但不停地在外面找年轻的女人，使江青有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时时感到有失去她第一夫人地位的恐惧：

因为毛的外遇多，江又不能不想到，她的位置有可能被别的女人取代。刚开始毛为了顾及江青的颜面还偷偷摸摸的。但日子一久，便也没有那幺小心谨慎。江青就撞见毛和她自己的护士许多次。她作为一个女人，自尊心受极大打击，但又无可奈何。她又不敢公然表示她的怒意，怕毛不要她。

对江青的原始病源，毛泽东其实心里非常清楚。他对自己的御医李志绥开诚布公地说过：“江青就是怕我不要她了。我同她讲不会的，可她就是放心不下。你看怪不怪。”

这其实并不奇怪。这种因丈夫的外遇而导致妻子的精神疾病，在现今的网上被称为女性的“外遇型的精神疾病”，属“忧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女性心理疾患的来源。不管毛泽东对婚姻的不忠是否是江青的病源，江青在文革前便有不轻的精神疾病应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说来颇具讽刺意味，1958年那一群中国大陆的顶尖的医生们诊断江青有“强迫观念和双重人格”的精神病患时，开出的治疗方法之一是建议江“多参加文娱活动”。不料没多久毛真的派江去了文艺战线，先搞京剧改革，后又发动了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使她在政治风暴中独领风骚、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旗手”——这绝对是李志绥等一群中国职业医生们在阴差阳错中始料未及的。

偏执型人格、政治报复和“第一夫人情结”

据李志绥回忆：“江青参与政治后，她原本的神经衰弱就逐渐消失无踪，我的日子相对也好过多了。她很少再向我抱怨，或找我去调停她和护士们之间的争吵。”但李医生又补充道：江青对和她有裂隙的人“旧恨难消，政治权力给了她报复的机会”。事实上，政治野心的满足可能一时减轻一些江青的心理疾病的症状，但绝不可能根治它们。江青秘书杨银禄在上一节的证言表明，这些症状还都是存在的。因为江青在文革中口含天宪、权倾一时，导致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了：她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在政治运动中的大肆报复。江青确实是带着她的病态心理进入文革岁月的。但是她患的毕竟还不是完全丧失自主意识和语言能力的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说，那些心理病患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她的政治活动，但毕竟还没有到主导她全部意识和人格的程度。

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江青的“报复心”和她的家庭出身和童年经历应当有一定的关联。江青在1937年进入延安之后所写的小传里说：

我是产生在一个已经走向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里。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从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

这些“恐怖”和“凄凉”具体是指一些什么样的经历呢？江青在在接受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的访问时回忆道：他父亲是一个开车轮店的山东小财主，但在家庭生活中充满了“狂暴行为”。他经常野蛮地“殴打母亲和我们小孩子”，以致他们只能离家出走、“到他家做仆人”。父亲的家暴甚至使江青从小就产生了一种社会性的报复心态，“认为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她们母女两人当仆人的经历非但饥寒交迫和流离失所，更备尝了寄人篱下的世态炎凉：

她小时候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或真正属于女孩子的衣服（说到这里，她的语气带着怨恨），所有衣服都是哥哥穿剩的，头上的两根小辫子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在他母亲东主家有一个小女儿，喜欢模仿江青的怪摸样。一次，那个孩子有捉弄她，猛扯江青的头发，她痛极而怒，使尽全身力气把那个孩子推倒在地。可怕的情景出现了，东主家的人都忙着帮那个孩子，结果，江青的母亲被解雇了。

西方心理学的儿童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认为：如果个体在儿童期收到冷落、虐待等创伤，其情感发育就会受损，形成一种与别人在感情上疏远的不良倾向。在被欺负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对周围环境的感受是孤独和恐惧的。当他/她一旦成长并强大后，便常常会由感受孤独变成敌视周围，由恐惧某种对象，变成对这种对象的报复。江青曾在接受上述访问时坦承：她少女时对欺负过她的人就有很强的报复心。例如，1929年她被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录取，主要学习现代戏，也有一些古典音乐和戏剧课。当时仅有3个女生的班上，另外2个与其他同学一样，看不起江青，因为她穿着破旧。于是江青“设法搞恶作剧报复”：

学校在一座古老的孔庙里，夏天，房间非常闷热。下课后，学生经常到大殿乘凉，江青清楚地记得高大的孔子雕像伫立在大殿中央。他戴着巨大的、前后带珠帘的帽子，两侧是72位圣贤，他们是他的弟子。一个闷热的夜晚，江青走进大殿，在一把旧藤椅上坐下来。那两个女同学走进来，命令她搬椅子给他们坐。江青顺从她们的要求，先提起一盏灯笼，帮助她们搬来两把椅子。可是当她们得意洋洋地坐下之后，江青却不动声色，提着灯笼悄悄溜出殿外，把门关上，逃之夭夭。两个女孩子突然间被关在阴森可怕的大殿内，吓得大叫救命。……

一般说来，报复是因为一个人的利益因另一个人的行为而产生一定量的损害，那么前者的报复心理会期待让后者也产生不低于该量（一定量）的利益上的赔偿，或也产生不低于该量的利益上的损害。在江青少女时的上述“恶作剧报复”中，我们看到这个“量”的范畴是得到了控制的，因而还是可以理解为一种没有偏离正常太远的人格和心理行为。然而，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在访谈时还敏锐地发现：江青掌权后所阐释的文革政治动机和起源故事，则“一半出于想象，一半出于真实，直到她掌握了足够的权力毁灭他们[这里指江青要打倒的对象——笔者注]。个人复仇被融合到了为毛的政治服务的方针中，驱使她要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如果说追逐权力对恋爱中的女人是一种天然的春药，那么被掌握的权力对使用她的女人更可能是一种可怕的毒药。在江青文革的政治活动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很多政治权力极端地扩大和深化了了她的报复心理，以致使她做出一些令人很不理解非常态甚至病态的失控行为来。

1966年7月26日晚间9点多，江青、陈伯达、康生带着中央文革全套人马在北大召开了万人大会，动员学生起来反对工作组。这大概是江青在文革初期的群众大会上的最早的讲话之一。然而，江青在大会上突然讲了一件毛泽东家庭里的亲属间的矛盾，并把它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据当时红卫兵传单中的简要记录，江青是这样愤怒地声讨了毛的第二个儿媳妇邵华（当时在北大中文系就读）和他的母亲、即毛的亲家母张文秋的：

下面我来讲讲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他的干部名单里有个叫张少华的。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她是核心小组领导人物。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手。她欺骗了中文系五年级同学。我不知道她用什么办法没到外地搞社教留在北京了。我的一个孩子有病，一个护士同志发扬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护理我的孩子，后来张文秋、张少华他们赶走了护士，跟他（指毛岸青——笔者）结婚！（气得说不出话）……革命同志们，教师们，四年来我们受尽了气，我是受他们害的，本来我没有病，我的心脏病就是被他们逼出来的，我讲不下去了，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几句话。（她很激动，讲不下去了）

据说当时的万人会场一时寂静了下来，因为大家实在不知道这个“张少华”是何许人，为何惹得第一夫人如此大发雷霆。至于张文秋，更从来没有人看到过说她是“政治骗子手”的“全国通报”（并不存在）。这里还有当年在会场上的北大学生绘声绘色的回忆：

突然有嗓子嘶哑的女人哭声响起，会场顿时寂静下来。

“我要控诉，我要抗议！阶级斗争搞到我们家里来了！”江青在扩音器旁哭述起来：“特务搞到我们家里来了！我气愤！我要控述！”

这下会场上万双耳朵都竖起来了，大家踮起脚尖要看是谁在哭述，一看是江青，伟大旗手！只听江青沙哑地喊：“张少华在不在？”

整个会场都晕了，不知道旗手喊的是谁？

有人对着麦克风大喊：“张少华在不在？”无人答应。谁叫张少华？上万人堕入五里雾中！

江青手舞起来，喊：“同学们，小将们！你们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他就是推行叛徒特务路线！在张承先的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叫张少华的，女的！她的母亲张文秋是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注：始终未看到全国的通报）！张少华说她自己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不承认，就是不承认！……同学们，这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搞到我们家里来了！同学们，小将们，这4年，我在文艺界工作，受够了彭真周扬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我的心脏也不好了，心脏也有毛病了！我要控诉！我要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