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过年遇罗克全家福，左起：遇罗锦、母亲、遇罗文、父亲、遇罗克、遇罗勉
人生是为正义而战
从“文化大革命”中死里逃生的人们常常谈论，目前还没有一部文艺作品如实地全面地描绘了一九六六年“红八月”遍及全大陆的大规模暴行。
正是红卫兵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促使我走上了一条反叛的道路，这充满荆棘、坎坷、血泪而又艰辛的旅程。
我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门第、温情脉脉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着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化与道德的熏陶，只知人间有爱与诚实，不知恨与狡诈为何物。长到十八岁的我，一心想当个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做个像父亲那样终日著书立说、搞科学研究的人。
谁又能料到，就在我十八岁那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学校里平时亲如姊妹的同学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出身最坏的，即家庭有问题的都是斗争对象。我因为对运动表现出抵触情绪，声明自己“沉默得像一条鱼”而遭到红五类（即出身于革干、革军、工人、贫下中农的人）及其追随者的批判。
八月五日，我目睹了我所在的学校——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把校领导揪出来，用棍棒打她们（四女一男，故用她们二字），罚她们唱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那凄厉的叫声至今不绝于耳。卞仲耘校长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经不起折磨当晚死去。第二天，红卫兵头目（录入者注：指高三党员学生刘进）在大喇叭里喊“谁也不许往外说，谁说了一切后果就由谁负责！”
我的母亲在女十三中当语文教员，在劫难逃，头发被剃，挨过铁链子、枪托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逃也没地方逃。剃了头，公共汽车都不让上，只好每天送她走着上班，怕路上有人看见她剃头而欺负她，到了班上还得挨红卫兵的皮鞭，我天天护送妈妈去学校挨打，晚上再去把遍体鳞伤的妈妈接回来。我总害怕，早上送走妈妈，晚上能不能见她活着回来。
母亲唯一的过错是她出身“地主”。
我那年老体衰善良的外婆，被逼迫给自己缝个黑牌子挂在胸前，又被赶回安徽舒城老家，在烈日曝晒下死去。
我想起小学六年级时读的“苛政猛子虎”，当时我不懂，问董老师，“这些人为什么宁愿让老虎吃而不揭竿而起？”老师说，“那时的人们没这样的觉悟”。
我生活在二十世纪科学发达的今天，就有这样的觉悟。
我纠集了几个儿时的伙伴和同班的好友，都是女孩子，搞到一台自制油印机，办了个油印小报与红卫兵斗争，散发给各个中学与红卫兵对立面的学生组织。就这样，我在六十五中“北斗星”战斗组认识了遇罗文。
遇罗文个子很高，穿件蓝色的短棉外套，戴着绒棉帽，第一次见面，他问我：“你看过《出身论》这篇文章吗？”“没有。”
我回答说。他随手从衣兜掏出一份厚厚的文章递给我，“你拿去看看吧，不过还得还给我，我就这一份了。”
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这《出身论》，感到痛快淋漓。文章笔锋犀利，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控诉血统论的罪恶，从理论上澄清了许多模糊的认识，主张人人平等，文章最后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青年起来斗争。读后真让人佩服作者的胆识。
我还文章给遇罗文时，向他打听作者是谁，他含含糊糊没告诉我。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疆石河子地区发生了第一起杀人事件，首都中学生派十名能干的人组成了个调查团，其中有我一个。遇罗文听说我要去新疆，给了我一些铅印的《中学文革报》，上面赫然印着《出身论》这篇文章，署名是：北京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遇罗文已与四中高二年级学生牟志京、王建复办起了铅印报纸，创刊号登的就是《出身论》，卖报时被群众抢购一空，又印了三万份。
我带着《中学文革报》随调查团去了新疆乌鲁木齐市。
从新疆回到北京，回家后放下旅行包就去找遇罗文，送给他两盒新疆特产葡萄干。他精神焕发，朝气勃勃，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今晚在西城一所空房子里有关于‘出身论’的辩论会。”他问我：“你去不去？”我找他，本想对他谈谈在新疆的见闻，见他的注意力全在《出身论》上，我不好扫他的兴，便说：“好吧，我去。”他马上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黄色的入场券，上面印有地址，入场券是油印机印的。
辩论会在一所红漆大门里召开，被扫地出门的房主已经不知去向。我去时，大厅里早已挤满了人。我只好站在走廊上隔着玻璃窗向里观望，两派辩士各占一方，东面是身穿杂色衣服的平民老百姓子弟，双方都神态严峻、紧张，不时为自己推选出的辩士鼓掌。一个身穿黑色制服棉袄，戴着花边眼镜的少年沉稳地翻着面前的一大堆马列著作，引经据典地驳斥对手，我正好与他面对面，他的神情与周围人有很大的差异。“他似乎不关心与真理无关的一切。”——我不由自主在想。忽听旁边有人赞叹：“这发言的人是谁？真了不起。”我扭头一看，竟是遇罗文。罗文在他哥罗克面前好像换了个人，矜持地冲我点点头。我已知道遇罗克就是《出身论》的作者。他个子不高，瘦弱，背微微有点驼，长圆的脸上戴着副白框眼镜，手插在风雪衣外套兜里，那件蓝绿色的风雪衣罗文有时也穿，无论颜色与样式都很美观。遇罗文对他介绍说：“四中‘红旗’派的，作为‘红旗’派的代表进了报纸的编辑部。”遇罗克说：“才初三，真不简单。”这个被遇罗克称赞过的人后来成了我丈夫。
遇罗克在临散会前走了，我一直听到完。散会时，人群像潮水般往外涌，遇罗文不失时机地蹬上椅子，大声宣布，“今天，大家都看到，‘血统论’被‘出身论’驳得体无完肤。”一个穿黄军装的红卫兵也不示弱，说：“这位编辑阿Q精神真强。”
我等着遇罗文，他头上冒着腾腾的热气，我们俩并排走在胡同里，我对他谈起石河子，被“八野”匪徒用枪杀死的无辜群众也分三、六、九等，出身不好的尸体乱扔着，出身好的享有花圈。我还听一个姓包的女孩子讲述南疆建设兵团对出身不好的青年歧视的情况，她是上海一九六四年支边青年，家庭出身小业主，受尽了气，表现再好，也不让她入党。她一边诉说一边哭，我亦无言安慰她，只好抽出一份《出身论》送她看看。这一切，使我感到出身是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
从新疆回来，我深感人为挑起的群众斗群众是多么不必要，而人人平等，不以人的出身盖棺定论是多么必要。
“我想加入《中学文革报》。”我向遇罗文提出。“好吧。”遇罗文深情地看着我，点点头。“我再跟牟志京说说。”
第一次见到牟志京是在遇罗文家。他留着分头，怀里搂着个大书包，翻着眼睛专注地听遇罗文讲话。他们在商量去长城游玩。遇伯母在一旁做饭，笑呵呵地说：“洛诵，你也去吧。”我没有心思游山逛水，遇罗克见我执意不去，显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扭过头不理睬我。
罗文也很爱玩，认识没多久就对我说：“有空时咱们去樱桃沟花园，那儿可有意思了，到处都是樱桃树。”
我们终于去玩了一次。《中学文革报》全体成员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遇罗文也去了。遇伯母蒸了些果酱花卷让我们带着。我们一大群人拥簇在遇罗克的身边，气象专科学校的王亚琴、李金环恭敬地向他请教问题，遇罗克耐心地给她们做着解答，我觉得遇罗克像个青年领袖。牟志京喜欢照相，他为大家拍照。我和遇罗文一起到西便门印刷厂取报，又一起到王府井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