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失败，卢安克曾在书里这么写。“如果我的父母希望我满足社会承认的一种角色，我的做法也会让他们失望。世界上很多人看起来好像他们没有安排自己生活情况的能力。我的中国朋友经常对我说，你帮不了自己，你怎么要帮别人？他们不理解我。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发现这种失败其实是一种特别强的优点，并给予了我能够不依赖任何腐败做法的能力。我虽然在社会中安排不了自己的生活，可是能做到超过角色的一些事。德国著名哲学家、作家席勒也属于这种情况。他在学校时是他们班语文最差的一个学生。我以前在上学时也是这样一个‘失败者’。因为我的外语太差，我不能上高中。当时我也不想上。后来我从来没有赚过正常的工资，也好像永远成不了家。不过我现在在社会上做的事，别人不敢做。”

我只能做简单的事情

目前，卢安克生活在贫穷、简朴和自由中。他的工资常年都是一个月500块。老板问他一个月需要多少生活费，他说500，于是就这样定下来。有时到了月底，大白开玩笑问他，500花完没有？还剩几十块，他要请大白吃面。

在大白的调理下，卢安克的身体好了很多，但一旦坐久了，他还是不舒服，他就要站起来走一走，双手往后抻一抻，左右晃晃脑袋。大白觉得他的身体要继续调理，但是卢安克不敢接受，“他知道我收费很贵，他觉得亏欠我太多，没办法再接受我的帮助。”

防城港东方红快餐店的老板小志让卢安克免费去他店里吃饭，他跟家里人说，老卢就吃几个青菜，花不了什么钱。一起去吃饭时，我们的餐盘上都放了计价牌，“你看，我的没有，阿姨都认识我。”卢安克很开心，他和很多人分享了这件事。

有段时间卢安克住在小志家里。为此小志说服了有洁癖的、在异地的妻子，“他尽心尽力在一个村落付出自己的青春去陪伴那么多小孩，我觉得也不应该到这种地步，能帮肯定要帮。”

卢安克会在抖音橱窗上卖一些球服和户外用品，这些平均每个月给他带来两百多块的收入，好的时候有1000，他会跟朋友高兴地分享。不止一个人质问他是不是真的卢安克，他回复说：“当然，一个传说不会加橱窗的。但我是一个普通的需要吃饭的人。”

这些年他当然不缺赚钱的机会。有人建议他办学，他说他喜欢陪伴小孩，但做校长要陪伴领导。也有人建议他发挥影响力，邀请他去演讲，他说他不会讲，他们让他站在旁边，找人替他讲，半个小时8000，他不去，这不真实。

一个占据全球市场份额20%的皮划艇公司老板曾跟卢安克说，等船完善好以后，他可以批量生产。但卢安克已经有了一个船，他不想再做，他把新的设计图放在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使用，他不想通过信息、方法和资源赚钱。

设计了“归属自然”的户外活动风格后，朋友注册了品牌，但答应他会做到开放共享，后来其中有人想把这个风格变成课程体系。“别人想把归属自然品牌垄断，我只能努力表达我的态度，让别人知道这不是我想的，但是最终他们还是会干，事情要发生就允许它发生，否则自己要拼命的，活不久。”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发生。有人建议卢安克办交流活动，他不办，但对方自己偷偷发了招募通知，以卢安克的名义举办创新教育活动。他帮朋友的户外公司设计线路，疏通关系。他问过朋友，有没有设计费？对方说没有，他就不再问。营期收费单价很高，但其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分的少了，“数字那么高，欲望就大了”，卢安克听人说，因为钱朋友会变成敌人，他不想这样，就不再去要。卢安克承认他委屈，但“委屈就委屈，人生是这样。”

在帆船领域，也有一个朋友要做课程体系。朋友在电话里描述着要怎么设计，大白听到电话里的声音，沸腾，热血，做大做强，垄断，他又看了看卢安克的表情，没有任何的波动，没有兴趣。

卢安克总是在一个领域做一些年就离开，因为事情总是变的更加体系化，人的感受被标准替代。他描述这些朋友，他们都想做大事情，“但是我做不了，我能力有限，就只能做简单的事情。”

从小到现在，卢安克从来都没有依循过一种标准。卢安克用“非常不正常，也非常奇”形容他的成长过程，他和哥哥性格内向温和，对外部世界没什么表情和反应，但是其实他们的感受很深。他说，当身边有别人被骂时，即使不是骂他们，他也会非常敏感和在乎，并且被吓得不敢在别人被骂之后吃东西。他无法分清楚犯错的是自己还是别人。

因为他没有反应，别人总是欺负他，甚至后来为了让他有反应去欺负他，“可是，他们一次也没有成功地让我参与打架”。在他13岁时，他不懂反抗别人的欺负，内心甚至希望别人把他杀掉。老师想要教他们如何去反抗，但是很快放弃了，大人给他们讲许多英雄要面对问题的故事，痛苦并不是没用，他从痛苦的经历里得到面对问题的力量，他这样总结。

有人对他妈妈说，她的两个小孩总是白日做梦、没有意志、太虚弱，想让她改掉他们的弱点，妈妈不听，愿意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特点发展下去。爸爸本来是建筑设计家，受他们的影响他开始对教育产生兴趣，在45岁时改行做了一名注重孩子天性的小学老师。父母为他们选择了一所注重孩子天性的学校，上学没有课本，都是学生们自己写的。

他们一家四个兄弟姐妹，只有卢安克读了大学，其他人都不想上大学。卢安克没上过高中，不过后来他把自己的工业设计品给汉堡美术学院的教授看，教授认为卢安克已经具有了学院也无法教育的创造性，可以通过增加知识让他实现头脑里的东西，最终接受了他入学。

一个曾在西藏拉萨开办盲人学校的德国盲人对他说：“因为我小时候成了盲人而遭受欺负，因为社会不把我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就需要培养我自己的一种力量，帮我自己再找到社会中的生活。我长大之后，我就依靠这种因为受到欺负而培养的力量，一个人去西藏办学。”卢安克觉得自己跟她很像。在他的成长过程里，别人也一直不承认他的性格和个性，他也一直依靠受到欺负而培养的力量。

在卢安克身上有一种矛盾，受伤的、想要消失的欲望和身为教育者想影响人的、不断表达的一面，大众以为他消失的时间里，他在抖音上更新了两百多个视频。很多人把他当作人生导师，一个从农村一路读书考出来的女生，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公司工作，但她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无数次想离开，她想去拜访卢安克，想像他一样服务他人，做类似的事业。卢安克回复说，“我没有为他人服务，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来拜访我不如你听从自己的内心，直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人问他，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像你一样的强大内心？他说“我还觉得自己比别人弱。很多时候是放弃了目标和要求，才变成我现在的样子。”

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死了之后呢？

顺着风浪往大海走，有种走向无限的感觉。卢安克喜欢玩帆船，因为玩帆船不需要思考，所有的反应都从感觉中来，风浪大时，他控制着船几乎垂直于海面，在将要翻船的极限，我们都用力往后仰，不自觉地想用身体去平衡船倾斜的力，卢安克直直地坐在边上。

卢安克的帆船叫Amaran，在马来西亚文中是“注意安全”的意思，他曾在印尼碰到一群小孩，他们告诉他自己来自Amaran岛。

离开板烈后，卢安克经常去印尼，在哥哥生活的村子待几个月。卢安克来到中国乡村做支教时，他哥哥给国际组织绿色和平做志愿者，后来去了印尼的渔村，他们都过着一种没有保障的，没有要求的，自在的生活。

印尼渔村没有任何必须要做的事情，不需要上班、完成指标，只需要依照自然的节律打渔，自给自足，人和人是伙伴而不是雇佣关系。他的朋友威尔说，“如果人生建立在交易竞争效率上，追求更多更好更快，并不会带来更幸福的生活，这几年我们也都感受到了。卢安克一直都践行另一种路径。”

卢安克跟威尔分享过一个小事。渔村里的人不对生活进行任何计划，正吃着饭呢，看一眼天就决定出去打渔，路过时会问一句，“你来不来？”你不回答，渔民也不等你。如果你放下所有的恐惧和准备，站起来就跟他走，那你可能会收获一场从未遇到的冒险。这种无目的无期待无计划的生活很吸引他，他不喜欢被控制的、单一的人生，他就喜欢那种回答不了为什么、不为了结果的人生，他在这里找到了内心的某种平静，

6月中旬，在我离开防城港的前一天，卢安克和学生的公司注册遇到问题，这意味着他的签证办不下来，他可能要离开中国。那是我第一次见他露出沮丧与焦躁。他不想回德国。他在中国更自由，有朋友，偶尔做一些事情就可以。但德国有很多标准，工资标准，建房标准，买保险的标准，他要找一份工作。

他也慢慢变老了，去年卢安克受过一次伤，爬树掉下来骨折了，让煎蛋有些担心，“小时候我们爬那种树他根本不可能会摔，跟猴子一样，从那一刻我就觉得他确实真的老了，那时候也真正意识到他50多岁了。”

小时的学生，现在的伙伴，他们每天坐在海边，等着风来，风来的时候，就可以出海了。海边经常下雨，雨大的时候天空迅速染成墨黑，海面也变得灰暗，近海处一片显出波光粼粼的亮色，阿辉问卢安克，那一片是风更小吗？是的，卢安克说，他们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向他提问——有的他知道，有的他不知道。小时候，他们最常问的是：“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死了之后呢？”现在不问了。

雨大的时候，风会停。等雨停了，卢安克选了一件亮黄色的救生衣，他和阿辉坐在一旁，看着刚学船的文道练习。文道手上忙一会儿就卡住，抬头看老卢，老卢一点点教他，直到帆升起。他们三个人合力把帆船从沙滩上推入海中，用力一送，当船快飘出去时，他们跳上去，卢安克坐在船尾，握住舵，风推着船往海中央去。

八月，我收到了他的好消息，他托学生转告我，手续办下来了，他可以在中国再待两年，但等到60岁他就没法再办理工作签证，到时候要去哪里呢？他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