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记得卢安克吗？

这可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的故事曾在十多年前被中国人热烈地讨论，如今再提及简直像上个世纪一样久远。这个出生于中产家庭的德国人，在中国广西一个贫穷的小村子里教了十年的书，当时的人们称呼他是当代白求恩，不计报酬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他曾被提名感动中国候选人，但他写信拒绝了。

在那个大家都想从乡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过个人努力和时代机遇改变命运的年代里，卢安克没有任何功绩主义的目的，做教育不是为了改变和成果。有人看到卢安克的故事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会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颠覆。”后来，在各种压力之下，这场教育实验以失败告终，他离开了那所学校，自此消失了很多年。

在消失的日子里，关于他有许多谣言，有人说他被驱逐出境，有人说他来中国目的不纯，他被谣言困扰，一个个举报那些造谣的视频，即便无效也不断重复举报，因为这些关注他不敢做事，偏头痛严重的时候他起不了床，头脑里一直重复一些幻觉。这些年他辗转多地，经常遇到签证的问题，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中国。

今年六月，我在广西防城港见到了卢安克，还有他曾经的学生。他造了一艘帆船，每天出海。那个曾经对教育投注了巨大热忱的青年变老了，他失去了某种理想，接受了一些失败，但似乎也获得了新的自由。

“我受不了这种关注”

去见卢安克之前，他在邮件里重复了好几次，“我不希望你来记录我的生活。我想保留自己的隐私，害怕作为公众人物。”我向他承诺，在得到他的允许之前，我不会写，他答应见我一面，随即就要删除我的微信。

在更早前写他的文章里，一位记者说，一个电视台同行曾要挟卢安克，对他说，“你要不接受采访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这个节目最终没有播出，记者猜测，因为媒体的常规经验，在卢安克面前行不通，片子没法编出来。

我怀着好奇与忐忑，做好了只是见卢安克一面的打算。对于很多人来说，卢安克也许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在久远的时间里听过，但已经淡忘。他是一个来中国乡村支教的德国人，但和那个年代的很多支教老师不同，他不是要送小孩走出大山，他就是喜欢乡村和小孩，他不喜欢城市有太多的要求和压力。在那个大家都想从乡村去往城市，急切地想通过个人努力和时代机遇改变命运的年代里，卢安克没有任何功绩主义的目的，做教育不是为了改变和成果。有人看到卢安克的故事说，这样的人绝不能多，“会引起很多矛盾，他在颠覆。”

卢安克个人网站

卢安克最后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是在2012年的央视采访里。那时候媒体和公众眼里的他，是一个理想化的存在，一个出生在德国中产家庭的年轻人，克服种种困难来到中国广西的贫困乡村做了十多年志愿教师，大家称呼他是当代白求恩，不计报酬将青春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他曾被提名感动中国候选人，但他写信拒绝了。

巨大的声名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不断有人给他写信，甚至坐在他床头等他醒来，很多人被他吸引去支教但又很快离开，有陌生女性崇拜他，要嫁给他。小学校长对人说，如果他再不走，我都快成精神病了。为了避开这些，他曾短暂回到德国，但后来又重回板烈。他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其实我有承受的能力，只不过现在的情况要求我学会和发挥比以前更大的承受能力。你放心，我会学会。”

但现实比他预料得更加复杂。2012年后，他几乎消失了，不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共活动，但互联网上关于他的传言更多了——有人说他被驱逐出境，有人说他的网站被关停，还有人诋毁他与学生的关系。

这些事情持久地影响着卢安克。2018年，做理疗和研习“能量”的朋友大白为卢安克治疗身体，那段时间，卢安克每天坐在门口等大白，下雨了他也蹲在门口，“孤独、真诚同时又渴望着什么”，大白告诉我，他那时见到的卢安克，身心疲惫，腰椎受损，偏头痛，精神状态很差，正被各种不真实的、编造的、无中生有的网络内容困扰，他又无力去说明。大白感觉卢安克很需要跟他聊天，他们有时什么也不说，卢安克就在空白的A4纸上写作，这后来集结成《寻找你内在的自然》，卢安克写：“有人给我转发某些人制作的关于我的大量视频，我看到是那些转发率超级高的。我受不了这种关注，都不敢做事，怕控制不了这件事情后失去自己原本自在的生活。于是，我就去举报这些视频，即便无效也不断地重复举报。”

如今的卢安克已经不叫卢安克，10多年前他放弃了这个名字，他不想当网络报道里的神话，只想过一种没有期待的、自在的日子。他现在的名字是卢恩卡，学生和朋友们都叫他老卢。

我给他发邮件，那时他正在福建的村落里，后来他来到了广西防城港。他答应见面后仍然很忧心，我后来知道，在我们约定见面时，卢安克正住在大白家，他跟大白说有人要来找他，“大白以后你帮我把关，往后想找我的人先经过你，你安排的我才见，你不安排我不见。”

我不想再参加这场淘汰赛

我们约在广西防城港的帆船基地，见面那天，卢安克从一个小房间走出来，个子很高，驼背，因为很瘦，篮球服在他身上显得空空荡荡，他黄色的头发还和十多年前一样，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他今年58了，右眼有时会陷在层层叠叠的眼皮里，他就像一株蕨类植物，迟缓，安静，很少直视人，为了不那么显眼，他从很小就一直弓着背，他因为长太高而不好意思。

因为帆船技术好，卢安克被朋友拉来帮忙，离开板烈后，他不愿意上班，只是想有地方玩帆船。

事情比我想象的顺利，他几乎很快就答应了让我写他的故事，还让我见见他的朋友们。他提出一些要求，不能写隐私，一旦问及他就会生气；他不想只写他自己，他想要写他的伙伴们，那是他在板烈的学生，他们在筹备成立户外活动公司。这也正是我的计划，几天后，阿辉和文道来到防城港。

阿辉和文道都很瘦，他们是壮族人，皮肤黝黑，阿辉23岁，文道22岁，他们背着户外徒步背包直接来了帆船基地，放下包就跟着老卢干活。卢安克每天带他们训练帆船，他们总是一起行动。从阿辉和文道有记忆以来，卢安克就来了板烈。他们一起游泳、捉鱼、爬山、找野果，每个周末，孩子们都要排队等卢安克的时间，邀请他来家里玩，他们大都是留守儿童，卢安克从一个山头走到另一个，陪伴完一些孩子又去陪另一些。有一次他们四个人在楼顶上睡，看到一颗流星，“它的光是黄色的，尾巴的光是绿色的，在飞行过程中爆炸了两次，我们四个人同时看到了，有你在吧？”他问阿辉。

谁抓到眼镜蛇，谁又很会捉泥鳅，老师们还经常截胡他们的泥鳅和田鸡，他们的对话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卢安克说文道一直是一个快乐的人，他记得文道小时候很喜欢爬树，板烈村口有一棵很高大的树，他们喜欢像小鸟一样在树上吹风，有一天文道爬到树上，摇啊摇，最后跟着断了的树枝一起滑下去，茂盛的树枝和叶子护住了他。

海边的下午，太阳暴烈，卢安克坐在树荫底下，背对着沙滩。我问他为什么离开板烈、不再做老师，他说有两个原因——两个都不好说。“我不想讲，讲会伤害到别人。”

卢安克和阿辉

沉默了一会后，他说，他也早就觉得做老师让他头疼，要满足上级要求，管好纪律，但他只是因为兴趣想跟小孩一起创造。

这种疏淡的回答让我有些困惑，他在2009年的央视采访里说，“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们了”，这个地方有他的命，如果离开，命就没了，“心都死去了”。他那时对教育的热忱和坚定，为学生的忧心和情感，与此时再谈及教育的平静，形成一种极大的反差，那种极为强烈的情感消失去哪了？

1998年，30岁的卢安克在德国给广西教育厅、初中学校和100个与慈善有关的部门写信，说他想去中国最穷的地方当老师，除了食宿不要钱，但是没人给他回信，直到后来朋友有一个中德翻译的工作，他才得以来到中国。

他的教育实验没有标准和规则，让教育去适应学生，他觉得每一个标准的建立，都是在剥夺学生的感受和特点。他根据生活的需要去寻找一些真实的任务，他会带着学生观察植物的生长凋谢，记录一种植物从萌芽、生长，到开花、凋谢和结果的不同阶段。他会让他们蒙着眼睛摸树，爬坡，感受石头之间的河水，再根据触摸的印象把树画下来。把墨汁滴入河流，观察河水的流动。

卢安克刚去板烈小学时，他发现这里的小孩特别喜欢打架，疯狂地比武，甚至会想伤害对方，拿石头砸对方。学生都喜欢看电视，卢安克就写了一个《和平剑》的剧本，让大家拍摄，主角容志历经冒险得到和平剑，但剑有两面，一面是保护一面是伤害，只有抵制诱惑和欲望，容志才真正成为英雄。一年的拍摄结束之后，他给孩子们谈了和平、宽容多样的生活，也谈到了放弃报仇的历史故事。“这一天，我们班里非常和平，完全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一种美好，我想假如没有我们的电视剧，学生就不会好意思说认真的话，我们的谈话也不可能这么有深度和力量。”

他还带着学生修建了一个游泳池。从水深、面积、如何省材料、山洪暴发等等情况开始讨论，他提问，学生来找解决方式，让他们画图设计、测量河段宽度和河流坡度，学生们从教室走到河边，突然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在现实里去测量宽度、坡度、高度，但有几个学生完成了任务，还有三个头脑灵活的学生爬到了树上去观察。让卢安克感到意外的是，最后学生画出来了可以用的水坝设计图。

大人们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自愿来帮忙，他们加入以后学生又不敢做了。“因为他们觉得大人不承认他们的世界，不把它当成认真的。”大人们都在担心孩子们能不能把水坝建好，想要自己干或是请师傅做，只有卢安克担心孩子能不能经过自己参与学到东西。他不让大人干，否则孩子们不会参与到有意思的任务里。

没有了大人的加入，孩子们合作的很好。完成水坝建设后，孩子们每天中午都去里面游泳，高兴极了。他还带着学生们一起创作了建水坝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