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23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约翰内斯堡桑顿会议中心出席2023年金砖国家峰会全体会议。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Gregory Copley撰文／原泉编译）

各国政府未能认识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作为国家领导人根本不胜任——其无知被其冷酷无情所掩盖——这是中国战略问题的核心所在。

这些已演变为全球性的问题，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

习*近*平的问题只是领导层缺乏智慧、导致走上不明智路线的无数例子之一，每个国家都出现过这种缺乏智慧的领导。

爱尔兰剧作家肖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在1919年的戏剧《伤心之家（Heartbreak House）中指出：“老年人很危险：他们不在乎世界将会怎样。”

这让人清醒地意识到，愤世嫉俗和冷漠——往往是老年人的表现——在影响国家政策方面，可能与年轻人的自满和无知一样危险。它提醒我们，智慧，就像智力一样，没有任何真正恒定的衡量标准。

智慧是否被定义为没有老年人的“危险”特质，而被认可为老年人的“正面”特质？我们又该如何定义“积极”呢？智慧，或许最贴切的描述是：逐步消除我们每个人对国家或原生社会所怀有的固有或原始的偏见，同时认可一种逻辑的有效性——该逻辑消除“地方偏见”，却未必会去除“地方忠诚”。

尽管我们尝试定义智慧，但至今仍未完全令人满意地描述它。通常，我们倾向于将智慧视为一种“见之即知”的能力——某种直觉上可识别但难以精确定义的东西。智慧是由智力和经验的结合塑造而成，经历越是深刻，对智慧的塑造或扭曲的影响就越大。

因此，部分智慧源于人生中学到的经验教训，要确保智慧不被痛苦与负面情绪所扭曲，是一项挑战。实际上，智慧与智力一样，可以被引向正面或负面：基于个人经历中打下了深刻烙印的事件，或者通过更广泛地接触历史而间接获得的经验，可能会导致过度谨慎或过度乐观。当然，智慧最好能朝着正面发展，将乐观与获得的经验相结合，并确保通过现实教训的锤炼来继续冒险。

智慧对战略决策的影响，通常可以通过审视资深官员或观察者对关键议题的判断纪录来确定，以及他们的经验是否体现出更全面、更少情绪化的处理方式，还是他们的观点仅是职业生涯中固有信念的重复。

对于年轻或经验较少的官员来说，他们往往倾向于尊重并遵循领导的果断决策，尤其当这些决策强化了普遍认同的观点时，往往会减少自我反思或质疑的意愿。我们如何识别领导是否采纳了明智的建议？如何明智地选择我们的导师？换句话说，我们如何具备识别智慧的智慧？

真正的领导力是否掩盖了领导者不断从内心质疑自身能力以及战略背景的能力？

情报界人士长期以来一直用“向权力说出真相”来描述自己的使命，但什么是“真相”呢？如果我们希望“向权力说明智的话”，我们如何在“情报”中融入智慧——即情报部门的成果？我们如何定义和呈现“真相”，使其反映出决定“真相”含义的背景？

脱离背景的真相，就像没有智慧的老者一样，对政策而言充满危险。

我们目睹过政府与决策者往往在缺乏必要经验的情况下便登上权位，尤其那些从未面对现实世界挑战的官员。现代社会充斥着肤浅的“民主”概念，往往忽视了持久社会契约中更根本的伦理精神（或称伦理本质），从而使缺乏认知的选民被诱惑，最终推举出不明智的政治人物，我们所见到的这类例子有多频繁？

在包括军队在内的官僚体系中，正式职业晋升路径出现超越个人能力的晋升（彼得原理）频率有多高？

（“彼得原理”是指：在组织或企业的等级制度中，有人会因某种特质或特殊技能，被擢升到不能胜任的高阶职位，最终变成组织的障碍物（冗员）及负资产）

个人在面对良好实践被扭曲的情况下应采取何种措施？理性又如何能够干预不合理野心的扩张？

或许，在当前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中，我们可以看出，特别是事后看来，自2012年上任以后，习*近*平几乎没有做出任何符合自身的长期利益、中共的利益或“中国”作为地缘政治实体的利益的决定。

到2025年，这一认知已在中国社会和中共内部广泛传播，中共党内也开始采取补救措施。然而，2012年未能认清或质疑习*近*平是否适合担任领导角色——比如，他是否应当领导中国并且让这个国家的竞争对手、敌人或其他人不快——正是全球危机的根源所在。

这个论点将我们引向何处？我们如何从反思性的视角中获益？

在过去六十余年的战略分析生涯中，我发现自己的观点更多是由问题而非答案所引导。我的问题越来越多，它们比明确的答案更能塑造我的观点。实际上，明确的答案只是用来平息晚宴上的争论，问题只会让我们深入迷宫，追寻更为精准的问题。

正是在这些问题中，我们才能找到智慧，而非答案。

作者简介：

格雷戈里‧科普利（Gregory Copley）是位于华盛顿的国际战略研究协会（ISSA）主席，他还是《国防与外交事务》（Defense& Foreign Affairs）系列出版物的总编辑。科普利出生于澳大利亚，是一位企业家、作家、政府顾问、国防出版物编辑，并获澳大利亚勋章（Order of Australia）。他的第37本书《高尚的国家：不光彩时代的治理选择》（The Noble State: Governance Options in an Ignoble Era）是其最新著作。

原文：Why Did No One Question Xi’s Suitability for Leadership?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