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死后的“拨乱反正”气氛中，大陆学者李洪林的文章，特别是一篇“读书无禁区”，对我很有吸引力。当时的氛围似乎有点像1954年苏联作家爱伦伯格 Ilya Ehrenburg的小说《The Thaw》所描写的“解冻”情状。我想，读书无禁区，思想也应该无禁区（思无邪），言论也应该无禁区。我不知道大陆知识分子怎么想，我按照自己对文革的认知，在纽约《北美日报》的论坛版连续发表了四篇“论批毛是大势所趋”的文章。
共产党缩手？
不久，香港的《抖擞》双月刊来约稿，希望我写点现代化理论、发展经济学的东西。我到香港旅游时，遇见了在新亚书院教书的业师徐复观先生，他希望我的论述能够着重指出，文革浩劫后，共产党在哪里缩手，哪里就有生机。这是他在香港近距离观察中共动向的心得。
也是在这个时期，1980年5月29日，廖承志赴美治病后经港返国，由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安排，新华社香港分社王匡社长作陪，同徐先生见了面。起初两人绕着圈子说客套话，徐先生接着表示他要向中共提出四条意见：
（1）既然国际形势决定了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共不能对台湾动武，中共的民主法制又无进步，希望中共不要谈统一问题，以免引起彼此感情上的刺激;（2）中共党员的人数太多，三千八百万人，对老百姓是一个负担，对共产党也是一个负担，应该去掉一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好得多;（3）私有制是人类文明的起源，恢复私有，让人能够恢复创造能力。如果连生存权利、生存条件都受支配，社会很难进步;（4）马列主义是外来的东西，比之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部分，后者更讲得清楚，更易被中国人接受。徐先生希望中共能发扬传统文化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廖承志对前面三点还唯唯诺诺，对于第四点，他就直截了当的把“传统文化”化约为“封建”两字，表示无法接受。徐先生只好一笑置之。
如今，共产党员人数已是九千多万人。虽不是全民皆党，但共党干部所占比例之大，堪称世界之最。有些大陆经济学者现在也公开抱怨“吃皇粮的人太多”（向松祚），“制度成本太大”（周其仁）的问题。中共当权者则祭出不可妄议中央的警告。这让人想起上世纪初慈禧鼓动义和团暴乱时，上书进谏的朝廷命官立山、许景澄被斩首的理由，正是“任意妄奏”。
回到八十年代初。顺着中共的“拨乱反正”，徐先生的建言是出于老成谋国之心，尤其是在私有制问题上，他的建言是秉承孟子所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道理，反映先民的智慧。只可惜廖承志的知识水平不足。但徐先生要我在现代化的论说上阐明共产党在哪里缩手，哪里就有生机，却分明是一件大工程。共产党一向讲求控制，全面控制是最佳状态，连饥荒出外讨饭都要公社打路条，蒋介石的下堂妻陈洁如在大跃进后的大饥荒时期逃到香港，还要周恩来特别开路条才能成行。文革后“拨乱反正”，官方提出四个现代化，魏京生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倡议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立刻就犯了禁令。共产党怎会缩手呢？
徐先生是老成谋国，我是台湾背景，至多只能算是陆放翁所说的“位卑不敢忘忧国”，所忧之国是共产党占据的山河大地。对于共产中国，我实在所知不多。爱票戏的侯榕生，生前于七十年代回国探亲，她的亲戚晚辈连她手上的便宜小打火机也当宝贝，我的直觉是中国消费品工业之落后，确实堪忧。
共产党员人数已是九千多万人。虽不是全民皆党，但共党干部所占比例之大，堪称世界之最。（维基百科）
然而，必须承认，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共产中国的现实有很大的差隔。
八十年代初，西方学界仍然受到罗马会社（Club of Rome）提出的《成长的局限》（The Limits to Growth）和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 F. Schumacher）的文集《小即是美：以人为本的经济学研究》的流风余韵的影响，在经济政策上倡导的是小型、适当的技术，而非“越大越好”的建设项目。这和社会主义国家动辄追求巨无霸型建设的作风是大相径庭的。对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联合国经济开发部门当时倡议的是“适宜技术”或“中间技术”。发展策略必须从现实出发，考虑到人民生活的需求是第一要义。
可是回到历史上看，落后国家追求发展的路径与特征却非如此。出生于乌克兰奥德萨的经济学家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henkron）1962年出版的《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反而更能帮助问题。格申克隆曾归纳出落后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六个一般性命题，也就是：
（1）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它的工业化愈有可能以一个突然的大冲刺方式开始，以相当高的制成品生产的成长比率进展;
（2）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它的工业化愈强调大工厂、大企业;
（3）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愈强调生产物质而非消费物资;
（4）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对人口消费水平所施加的压力愈大;
（5）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特别的机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愈大，其目的是要增加对新生工业的资本供应，此外并向它们提供较不分散和更周详的企业指导;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这些因素的强制性和全面性也愈显著;
（6）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其农业愈不容易发挥任何积极作用，向正在成长的工业提供一个不断扩张的工业市场的有利条件，这个工业市场是以日渐提高的农业劳动的生产力为基础的。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维基百科）
以俄为师，以农养工
就格申克隆揭橥的这六个命题看来，中共五十年代初的经济发展策略，走的是一条更为极端的路径。当年中共“以俄为师”，发展策略完全是苏联模式的翻版。正如毛泽东所言，向苏联“一面倒”是国策，所以苏联模式是发展的基本方针，“超英赶美”是原动力。在这个前提下，民生需求是次要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农业集体化的方针是第一要义。在中共决策人眼里，均衡发展的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当时，苏联答应援助中共一百五十六个基建项目，但资金短缺是个大问题。在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的国家，50%以上的国民收入来自农业部门，农业自然成为资本积累计的主要来源。这是以农养工政策的依据。
在1953年9月中旬的政府国务会议上，梁漱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为民请命，认为新政策的施行造成严重的“剪刀差”，“以农养工”的结果，“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这句话脱口而出，使得毛泽东勃然大怒，气急败坏的对梁漱溟展开泼妇骂街式的人身攻击，说什么“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梁漱溟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反动透顶。一大堆脏话。后来在《毛选》第五卷中关于《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的记载，已经是一个去除了脏话的版本。
为何梁漱溟的批评令毛气急败坏？因为在当时的情况，按照苏联模式“以农养工”，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基本国策，梁的批评等于是对基本国策的挑战。但毛的谩骂是不成体统的。诬指梁是“用笔杆子杀人”，尤其不妥当。实际上，梁漱溟不只是个儒学学者，在抗战之前他已身体力行推行“村治”，搞乡村建设，对农村农业问题的了解，绝不在毛之下。而且，梁漱溟是毛的长辈。当年毛和杨开慧住在北京丈人杨昌济教授家时，每一回梁漱溟教授来访，都是毛去开大门。毛能在北大中文系图书馆谋到一个搬书杂役的差事，也是靠他丈人托文学院院长李大钊帮的忙。
这里要谈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在毛泽东弃世十二年后，梁漱溟在汪东林的“访谈记”中，居然承认自己当年为民请命时，“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梁漱溟的反躬自省，也许是在大陆受访的表达范式，或是一种儒者风范？但同门翟志成教授颇不以为然，他在美国《世界日报》（1988年4月5日和6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认错”，祈求漱溟先生收回他的认错。梁漱溟也透过亲属晚辈作了答复。两个多月后，九五高龄的梁漱溟就去世了。
不论是梁的择善固执也好，毛的泼妇骂街也好，中共领导人当时要捍卫的基本国策，是容不得任何挑战的。
然而苏联模式应用于1950年代初的中国，却是困难重重的。当时苏援不多，很大部分还是用贷款的方式。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FDI（外来直接投资），中共又视欧美为天敌。。薛暮桥后来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中，直率的承认“为着优先发展重工业，不能不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农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身为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进一步帮助，当时的情况是，重工业建设需要的大量资金，主要来自农民，因为那时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占百分之八，不可能提供多少积累。轻工业表面上提供的积累比较多，但是它的原材料主要来自农业，它的积累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廉价买进生产原料，再向农民高价卖出成品（例如纺织业），通过不等价交换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农民提供的农业税数量不很多，但通过不等价交换所提供的积累比农业税多几倍。更加严重的是，由于工业生产发展很快，城市人口增加很多，粮食、棉布和副食品的供应开始发生困难。为着保证城市供应，国家不能不实行粮食、棉布的征购、统购，后来又加上肉、蛋等副食品的派购，并实行粮食、棉布和某些副食品的定量供应。征购、统购、派购限制了农民自己的消费。征购粮食过多，农民口粮减少，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段简单明白的铺陈，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的最佳注脚。
苏联模式的困境
因此，从发展策略的角度来看，我的认知是，追溯问题的源头，首先就必须批判苏联模式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原先关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公式，事实上只是在假定资本主义社会各个不同部门之间的产品是按比例进行分配的前提下，帮助实现再生产的条件，这里并未涉及”优先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品的生产这两个部类的增长速度，在马克思的公式中，并未确定有任何规律性，所以也导不出“优先”增长哪一个部类的含义。实现扩大再生产，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也承认从马克思的公式根本不能得出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比第二部类（消费品的生产}占优势的结论。当然，纳入技术因素有可能改变两者的对比关系，但特定时期的现象能否说成规律也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