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所谓制度变革的手段就是由国家控制贸易，由国家供销机构取代部分的市场，以至于由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与日俱增的控制生产，使农民不能不出售余量，不能不从事商品粮食的生产，不能不进行不等价交换。农业集体化，按斯大林的意旨，就是要农民乖乖交出贡款来。
这个斯大林牌的苏联发展模式，毛泽东是照单全收，奉为圭臬的。斯大林所谓“自上而下的革命”的说法，令毛见猎心喜，这正是他所要的。
记得二次大战的新闻画报中，有一张图片令我印象深刻。那是德国军队攻入苏联，集体农场里的农民冲出铁栏，张开双臂，热烈欢呼的场景。在他们眼里，德国部队是来解放他们的。对他们来说，集体农场是他们的梦魇。
土改后的中国农村与苏联农村有相似之处吗？不消说，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有差别，农业劳动在开放空间，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这方面两者是相同的。但差别在于苏联式的大规模生产单位有“规模经济”的优点（如支持生产的活动），也有“规模不经济”的缺点（直接生产方面的组织管理问题），何况还有地理条件的差异，能不考虑因地制宜的必要吗？能够盲目强调大规模生产单位的优越性？
事实上，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农业全面集体化后粮产的减少，就是一个警讯。
中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资源分配，在工业上的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8%，而在工业部门中，85%以上的投资额分配到重工业，农业投资在总投资额中只占8%。重工轻农的程度比起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问题是，当时中国农业生产的水平要比二十年代的苏联更加落后，按人口计算的粮食占有量只有苏联的一半，可是人口/土地的比率却高得多。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生活最苦，为抽取农业剩余的严苛作法，使得农民经年累计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比较起来，城市居民和工人生活虽苦，起码还有固定工资收入，有口粮、生活用品的定量配给，生活还有保障。
按常理说，这些实情是否帮助以农养工应该放缓？农业集体化必须放慢脚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也应改弦易辙？增加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生产的比重？但在当时，提出这些问题就等于是对基本国策的挑战。
作为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不但不认为加速、加快，急于求成，急躁冒进的作风是错误的，也不认为那是左倾盲动。他反而坚持在发展策略上不应放慢脚步，改弦易辙不可取。但在资金困窘的情况下，又如何另辟蹊径？他想要打破陈规，以一种更激进的方式来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所谓陈规，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关联的正统论说。他想要把生产关系作人为的提升，化为一种促进生产力，有助于发展的动力。
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在美好的愿景之下，似乎不必订下什么经济指标，也没有什么具体蓝图。有的只是湖南的一句老话，“草鞋无样，边打边像。”若说中共官方后来含糊其词，将可以说成是“左倾”错误的起源，还不如说这是毛泽东个人“唯意志论”的表现。源头就在于共产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以及“东方红，太阳升”的洗脑圣歌所烘托出毛的一种伪“神性”。共产党内部没人敢顶撞他。
所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就这么登场了。
鲁迅当年在“淡淡的血痕”一文中，曾描述“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来和未生。”受过延安时期严酷的整风洗礼的共产党干部，被要求对上级的绝对服从，绝不做“叛逆的猛士”，而是做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螺丝钉”，抛弃个人主义，投入社会主义。摒弃疑虑，绝对服从，下级服从上级，全体一起效忠拥戴“共主”毛泽东，甚至为讨好他而弄虚作假。
亩产万斤的卫星田，闹到连最高领袖也开心的抓起一把稻穗说，“也要考虑怎样吃粮食哩！”不然弄出这么多的粮产怎么办呢？挑战陈规，造土高炉，挨家挨户把锅碗瓢盆都收缴了去炼钢，不错，那个过程确实是热火朝天，结果呢？炼出一推堆无用的废铁。在经济学上，这叫做无效生产，投入的锅碗瓢盆叫做非生产性投资。可是在当时，给反右运动吓怕的专家学者，个个“夹着尾巴做人，”谁敢吭声啊？
就是有名望的经济学者，如薛暮桥，因具有干部和政府机关首长身份，即使在文革后（1979）出版的专著，也只是轻描淡写的点到目前为止，避免在左倾思想的“根源”上着墨太多，以免干犯永远无须“问责”的最高领袖的龙飚。
那位“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彭德怀，就因为以老战友的身份，在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吐露大跃进期间农民的心声，批评毛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症”。结果在毛的复权斗争中被投狱惨死。这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吗？实际的情况有达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吗？这位彭大将军转达的其实只是湖南乡下农民卑微的诉求：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铒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
在热火朝天的跃进狂潮下，1958年秋季中共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后，公社废弃了家庭副业生产，取消了自留地，等于剥夺了农村妇女从事家庭副业的机会。以这些收入在农业整体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来看，大跃进的失败是注定的。靠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进共产主义，这种毛氏加速“过渡”的愿景在现实上也维持不了多久。还有什么“主观能动性”吗？不久之后，最突出的现象是全国各地出现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
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
我陆续为香港《抖擞》双月刊写的分析评论，从建立“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畴开始，继而批判“苏联模式的理论基础”，并由此铺展开来，讨论苏联模式与中共的农业集体化政策，解析大跃进与不断革命，也就是毛泽东激进路线的确立。也谈论了毛派门徒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概念的政治运用。（有趣的是，美国有些狂热的左倾华人一度到大陆取经诵经，传达了“最高指示”，却一时搞不清楚“哥达纲领批判”是什么碗糕。实际上，研究西方世界的乌托邦思想的Frank Manuel1976年已在Daedalus季刊冬季号讨论了哥达纲领批判从1875年开始的百年历史沿革。）我也论述了毛主义与反修运动，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后出现的短暂中国式的“新经济政策”和因此激起的毛泽东的复权斗争。此即文化大革命所映照的行动中的毛主义。对老战友如彭德怀、刘少奇的斗争极其残酷，以致他们惨绝人寰地死在监狱中。
说起来，所谓中国式“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废止了供给制，解散了食堂，让人民公社名存实亡，让老百姓修养生息而已。可是坚持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对此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彭德怀因而抱怨，“唉，才吃了几天饱饭，又.....”。最后我也评论了毛主义的局限。
我的分析取向是现代化大前提下中共的经济发展策略。后经余英时、刘述先两位前辈先生的推荐，集结成《现代化与中国共产主义》一书，以学名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时间上颇有延宕。在毛后中国知识人为国家谋出路的氛围中，有位来纽约的访问学者告诉我，我在《抖擞》上写的评论（当然是老姑妈式的严肃文字），曾被社科院某研究所列为讨论资料的内参。北京大学研究现代化理论及比较现代化进程的罗荣渠老教授，是该校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他访问纽约时曾约见，问我是否愿去北大交流，我坦白相告，公务员身份无法请假。后来我发现他在过世前出版了《现代化新论》。更令我惊讶的是，在同门翟志成教授的著作的引述中，我发现原来罗荣渠当年在北大求学时，曾是吒叱风云的左翼学生领袖。这和曼哈顿山王饭店坐在我对面的循然老者的形象完全兜不起来。
杨小凯这封1984年写的信（1984/6/29），显示出他在理论思考上的深入缜密。（作者提供）
毛思想的反动性
杨小凯看了我的《抖擞》文稿后，来信直率的批评我对社会主义制度研究的背景基础不够。“述而不作”，固然使人了解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但缺乏深刻的理论背景，因此在理解上也浮于表面。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破坏了财产所有权概念，破坏了自由价格制度传输信息的功能，财产所有权与自由价格制度相结合的反馈调节机制不能起作用，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市场功能，马上与企业的官僚任命制和价格制度僵化、没有资本市场、劳力市场这些社会经济基础结构上的致命缺陷有矛盾。
杨小凯这封1984年写的信（1984/6/29），显示出他在理论思考上的深入缜密。这的确是他的长项，也是我所不能及的。他强调毛的思想的反动性其根源是马列主义经济思想反动的一面的发挥，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历史的怪胎（或称之为一种寄生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如从制度危机或这种制度的机制特点这种大背景中去讨论毛经济思想的反动性，可能更会有深刻一些的透视。
杨小凯又指出，对毛经济思想的评述是否能收集中共经济制度实际运行的更多材料，把它与实际经济制度的运行对照起来。例如，中国价格制度重大的历史性事件是1966年反经济主义妖风时宣布冻结物价和工资，这一冻结就是十来年，使中国的价格制度完全失灵，因而在一种有相当工业基础的社会化工业生产水平上，完全依赖实物分配，物物交换进行资源分配，价格制度彻底失灵，造成计划人员不得不用一种类似影子价值的办法，估计各种物质在计划中的重要性，造成各企业单位必须用计划外物物交换的办法才能使计划勉强实现。这比苏联走得更远。
这种几乎完全的实物分配方式也可说是经济史上的奇迹。他认为由于中国人聪明的秉性，在这种空前僵化的制度下，发展出一个发达的影子市场，由计划机关，私人关系中的各种走后门，物物交换，拉关系形成一种无形的庞大实物黑市。它起着调节经济的辅助作用，这在世界经济中也是一种奇特现象。这都是毛的纯政治方式管理经济的后果。这是毛的理想的实际效果，也是马列理想的实际后果。杨小凯认为如果能在讨论毛的经济思想时，以中国经济体制实际演变的后果为基础，则对毛的经济思想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杨小凯最后表示，如果要他写这个题目，他会在上述两个方面做更多的文章。
话说回来，我所着眼的是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在领导人唯意志论的驱使下，会如何的肆虐，造成国家的灾难。这可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令三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惨痛教训，以及文革“浩劫”造成的生灵涂炭结果来证实。诺奖经济学家Amartya Sen指出，大跃进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在民主制度的国家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对过去的检讨证实：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加上领导人头脑发胀的唯意志论，的确会造成灾难：
1961大跃进后的饥荒年，GDP增长率为负16.2%;人均GDP实际增长率为负26.4%
1976毛死之年，GDP增长率为负1.6%;人均GDP实际增长率为负3.2%
文革浩劫之后，号称伟光正的共产党要“拨乱反正”，但能够防止一元化领导2.0的重现吗？
※作者殷惠敏为前香港《九十年代》专栏作家，著有《最后一个租界：香港变局纪事》、《谁怕吴国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