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监狱调来大批女犯。此时“余一脚”是监狱医院的一把手，女犯中有个叫邓x碧的，原是护士，因与人勾搭成奸，便想谋害其夫，遂乘与丈夫进行静脉药液注射时，故意将空气注入，害死其夫，被侦破后，邓x碧被判无期调来我们这个监狱服刑。此女有几分姿色，遂与余狱吏眉来眼去。一日二人竟在一间房内私下“亲密接触”。有人查觉便去告发。等到有人来捉奸时，邓x碧已跳窗逃走。捉奸须捉双，自不能成立。但也有几个女狱吏“管教”，与余素来不和，于是进行追查。便将邓x碧弄来由女医务人员强行提取阴道内的“分泌物拭子”，然后送去化验室在高倍显微镜下寻找精子。当时全中国都还不能作DNA鉴定，所以只有用这种落后的方法，结果显微镜下未发现精子。后来有人才说，几年前余就已作了计划生育输精管结扎术，哪能有精子？一场风波只好就此不了了之。最后虽无法定案，但狱领导也觉此事闹得沸反盈天影响很坏，于是对这个余狱吏不再那么信任了。最后被提前“退居二线”了事。可见什么“善恶到头终有报”也并不一定。特别在极权专制的坏体制下，恶人并无恶报更是常见。

“监狱王”冷代发的兴衰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原四川省第四监狱改名为四川省女子监狱，关押了全国各地的许多女囚犯。不久，四川省劳改局派来了一位监狱长名叫冷代发。原是重庆市垫江县所谓公安局的局长。后来调到了劳改系统，担任过一个劳改农场的场长。此人名如其人，不但冷酷更凶暴异常。经常腰间挂着一支手枪，一副威风八面的样儿。不仅对囚徒动辄拳打足踢，用绳捆起。对下属也是稍不如其意开口便训斥，仍至破口大骂屡见不鲜。1993年前后我因向当时台湾的《中广新闻》投了几篇文艺及社会新闻方面的稿件，中广采用后播出了。我也不知是什么情治部门将此事告之了监狱当局。冷代发一听勃然大怒。

1994年11月的一天，冷代发把监狱医院的某院长（未征得他的同意，姑隐其名。当时我是监狱医院的医务人员）叫了去，开口就对他说：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你们医院的就业员严家伟是台湾间谍。不准他再干医务，弄去扫厕所监督劳动。这位某院长以前曾遭受政治迫害，以后平反，由于医术高明当了业务院长，对我自有一点同情。于是把我叫去问我“你干了什么坏事没有？冷监狱长要我把你弄去扫厕所，我拿着真有点为难”。我更莫明其妙，我说“我天天上班你都看见的，我哪干了什么坏事”？他当时也不敢多说，想了一会说“这么办，你打个报告来，我批准你提前病休，离开这里”。可是刚过了——天事情又变了，某院长把我叫去对我说“他们改变主意了，为了不‘惊动’你，叫我不要弄你去扫厕所，那你还是照旧上你的班”。俗话说“平生未作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根本就没干任何违法的事。但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权保障，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里，政府和领导在怀疑你，而且这个“监狱王”冷代发一向穷凶极恶，连——般狱吏都怕他。我当然就更不能“免于恐惧”，乃至终日忧心忡忡了。但就在这时，我们尊敬的冷代发监狱长，却因腐败渎职东窗事发，他自己倒先去饱赏“铁窗风光”去了。我当时高兴得只差没放鞭炮去庆祝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监狱里有个女囚犯叫陈秋菊，原是某市XX地产公司董事长，因犯贪污罪被判“死缓”。此人不但漂亮更巧舌如簧。当时中国到处都在要求各单位、部门要大力提高经济效益。而监狱则苦于乏术。这时陈秋菊通过一个姓徐的女狱吏的“推荐”见到了冷代发。陈花言巧语说她有“关系”可以“招商引资”。说得冷代发心花怒放。可能又见陈秋菊貌美如花。我们这位“监狱王”不知动了什么心思。竞敢把这位判了死刑、缓二年执行的女囚私自带回了她的原住地。陈回去后不但不低调躲着，还大摆宴席举杯相庆。这一下惊动了当地，尤其是当初要搞垮陈秋菊的那帮势力。于是先告到省，后又告到当时中央。冷代发终于落马。但由于冷有各种关系网相护，最终冷代发只以渎职罪轻判三年，送金堂清白江农场，当然也叫“劳改”。

四年后，1988年的——天，我坐在一辆长途大“巴士”上，突然上来——个中年男子坐在我身旁。我一看好面熟，这不是冷代发先生吗？我于是冒叫一声“你好！冷监狱长”。他——下脸就红了，连忙小声对我说“别、别…..别喊什么监狱长，我早就不是了”接着又说“哎呀，你贵姓？我怎么想不起了”。我说“免贵，我姓严，叫严家伟”。他大吃一惊差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显然是觉得这个“台湾间谍”怎么还在“逍遥法外”？！我笑着轻轻用手按了他——下肩头说“没事，别紧张，我不是台湾间谍”！他顿时满脸尴尬，几乎是语无伦次地说“这…这些事与我无关，你们扯那些事的时候，我早就没管事了…唉……”接着又长长叹了——口气。这时我也发现，在这位当年不可一世的“监狱王”身上，己经没有了那飞扬跋扈，顾盼自雄的“霸气”，而是两鬓风霜一脸憔悴的神态。于是我说“是呀，人生难测，所谓三穷三富不到老，还是人在公门好修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他听了默默点头，好像似有所悟。

狱史中的所谓“起义人员”

在狱吏中还有极少数的是所谓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连、排级的“起义人员”，也是从共军转业而被分配到劳改队来的。人数很少。他们文化、能力都远高于那些“大老粗”共党干部。但他们虽有能力却并不受重视反而须处处谨小慎微。在我接触到的人中，一个叫祝洪祥，东北人。在国、共两军东北三省战役结束后他就成了所谓起义人员，后转业分配来劳改队工作，是个“中队长”级的干部。

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劳改集中营里死人是常事。我们当时所谓的“床”，就是一个房间内一个用木板做成的大通铺，上下两层，而睡在我左右上下的难友，每月、甚至每周当中都有人就那么不声不响地“去”了。而死神与我也是擦肩而过。

1961年的一天，因劳改队伙食团在给我们的少得可怜的饭中还掺入发了霉的红薯片——既苦又涩难以下咽，没营养不说，吃后还腹胀腹泻——那天，我在厕所拉完大便后一站起身，觉得天突然一下就黑了。也不知过了好久，当我醒过来时，已睡在一块木板上。如果再醒不过来，人家就准备叫我“入土为安”了。后来一个难友悄悄告诉我，我当时昏倒在地，差一点就掉入粪池内淹死了。当时，这种饥饿引起的“低血糖昏迷”很普遍，很多人就这样醒不过来便死了。我当时一是年轻，二是祝洪祥恰好在场。他当时见我完全是个学生娃娃样儿，可能便动了恻隐之心，对犯人医生说“给他打一针试试”。犯人医生范松柏也是个国民党的军医，他立即给我静脉内推注了40毫升50%高渗葡萄糖液，我这才从死神身边跑了回来。当时中国的葡萄糖比金子还宝贵，若无中共干部开口，犯医不敢对病人用此药。可见国民党的军官，即使投降了中共，但他们从小受的教育仍不同于那些痞子们的毫无人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已是所谓的“就业职工”，一次我利用出差之便去到当年我曾蹲过的这个川南监狱（即芙蓉劳改队）。想看看曾救过我的这位祝洪祥先生。结果一打听说他犯了个什么政治性的错误，已被提前作退休处理回老家去了。据说此事当局并未公开宣布，所以大家只知个大概，细节并不十分清楚。我听后深感：人性未泯灭者，在这种环境里被淘汰是早晚的事。祝他此后平安吧！

罪恶事业后继有人

时序如飞，转瞬间又过去三十年了。现在中国的“劳改事业”，仍然是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虽然由于国内、外民主人士特别是如杨建利博士，吴弘达先生等不断地对中共劳改集中营里的罪恶进行曝光、揭露、控诉、批判，使“劳改”（laogai）一词臭名昭著。最后作为罪恶的见证，被收入英国《牛津英语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使其成为全世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从而迫使中共最后不得不停止使用“劳动改造管教队”（简称“劳改队”）这个罪恶的名称。中共当局于是谎称为了与“与世界接轨”一律更名为“某某监狱”。原来的“劳改管理局”亦更名为“监狱管理局”。但换汤不换药。仍然是沿袭那一套罪恶的传统。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第一，毛年代是政治挂帅，现在是金钱挂帅。现在只要是富豪有钱，在监狱里也可不但不服苦役，同样享受好酒好肉，甚至被狱吏带出去嫖妓，在胡、温年代多次被媒体曝光。现在由于对媒体严加管控，已无人敢说。但不等于没有。

第二，当年那些狱吏，多已死亡，余下的也早已退休。但新换上来的很大一部分仍是原来那些狱吏们的后代，被称为“吏二代”。这种“近亲繁殖现象”在中共的许多单位里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儿。这些人当然不会是半文盲，有的还有什么大专学历等等。但他们身上除了继承其父辈的所谓“赤色基因”左毒外，更多了一整套诸如：见钱眼开，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势利眼光之类的“特色”伎俩。而现在监狱中除了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在广大内地，关在其中的多数人也都不再是政治犯而是一般普通刑事犯罪。但对这些人实行的强制苦役，敲骨吸髓的剥削，比之我们那个年代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中国今日的“古拉格群岛”——没有“劳改”之名的劳改集中营里，仍然是暗无天日，血雨腥风。因此揭露毛年代劳改营中狱吏的愚顽残暴，则更有利于让人们认清当局这部特殊的绞肉机——劳改营是如何的践踏人权，灭绝人性。所以必须将这套邪恶的机制扫入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