惶恐的“红卫兵”经历

1966年8月，我看到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便也想当红卫兵。当我戴上自制的红袖章，立马迎来工农子弟的冷眼，我心里沮丧，感觉自己的地位从此不一样了。好在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很快分成了两派，造反派从属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不太讲究出身，我就混入了其中。我会画画，组织了“钢刀”木刻战斗小组，创作了不少版画宣传品，数《造反有理》最出名。记得那天，我把整张的胶合板铺在地上，随便画一画，就拿木刻刀刻起来，再用全开的大红纸印出，画面上红卫兵右手高举《毛泽东选集》，左手紧握“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大旗。没过几天，来了一位老先生，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门收集红卫兵的作品，我就给他了这幅《造反有理》。1967年的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整版登载了这张画。

我有一位从小就同学的亲戚叫方群，他的姑奶奶，我称姑太太，同里弄住着，与我常常见面，十分亲切。“文革”中姑太太被迫在里弄里扫地“劳动改造”，我见到她，察觉到她想与我打招呼时，会以冷眼逼回去。我至今忘不了那一瞬间：她迅速地垂眼低头，转过悲凄的脸。前不久方群与我聊及“文革”琐事，见我诚恳反思当年言行，直率提示了另一桩被我完全遗忘的丑事：我的母校原名是孝和中学，据说是张春桥质疑王孝和烈士有变节行为，才改为建设中学。曾是新四军干部的倪爱史书记，有一天看见我在画石膏素描，大加赞赏：“你好好画，将来可以成为好画家呀！”。她在“文革”初期难逃磨难，那回全校批斗校领导，方群看见我躲在主席台边缘，当众人高呼“打倒倪爱史”时，负责押解的红卫兵按下倪老师的头，我伸手也按了一下她的头顶，不重，只是轻轻一碰，随即收回。我被提示后，隐约想起似乎有过那个情景，很像我的行径，符合我的下意识：我不忍下狠手，她毕竟是我尊敬的师长；我想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便得有所表示。那时的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在“文革”中成为骨干分子，犹如以往一贯的我，总想担任主角。虽然“狗崽子”的阴影约束着我的激情，但只要有可能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我会义无反顾。犹如学雷锋运动中，我曾拼命想出点子去做好人好事。一是像雷锋那样将所作所为写入日记、写入思想汇报；二是不会单独行为，带领同学们一起干。总之，不能白干，要让人知道，如同当下作秀。我还记得，“文革”初，在学校里我无法尽兴表现，回到自家弄堂，居然向居委会主任建议，要将全里弄地富反坏右分子集中起来游街，张主任为难地望着我，突然反问道，是否也让你爸爸一起出来呢？顿时我头脑空白了几秒：竟然忘了我爸爸是右派！我回了一句：“那就一起游街么……”声音低沉了不少，张主任拍拍我的肩膀，离我而去。我悻悻地愣在原地，内心深处喃喃自语：谢谢你张主任！

1967年7月，《红卫战报》从“红革会”、“红上司”手中转变为“红代会”的机关报。报社一开始设在《文汇报》社，后来到《解放日报》社，再后来是陕西南路团市委，最后落脚于《青年报社》。我在《红卫战报》当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因“出身不好”，心里忐忑不安，觉得是“混”进了《红卫战报》。我和《红卫战报》的头头儿李锐说了自己的忧虑，他说其实我们这里好几个人出身都有问题，我也就放心了。《红卫战报》期间，经历了好多事，比如攻打“上柴联司”，我潜意识到这类事件危险，没有到现场。那天傍晚我路过平凉路许昌路口，发现乘载大量拿铁棍工人的卡车由东往西行驶，我当时的立场当然是站在“工总司”一边的，发现有很多路人谩骂车上的工人，有工人下来对骂，路口开始混乱。我记得我是跑了五个街口，一直奔进学校，把建设中学的“红东北”和长阳中学的“红东北”召集起来，以方阵队形分别沿平凉路和长阳路跑步到现场，将围攻“工总司”的那些人抓起来，现场就有人拿铁棒打他们。当时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我反感武力相向，但这场面却是我造成的。

后来我还知道，这个事件发生时，毛泽东也在上海，他坐在轿车里面，在外滩观望市革会门口的工人武装队伍，这是我第二次接近毛泽东，第一次当然是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期间。9月份我去了南京，亲戚对我讲，你千万不能北上，西城纠察队等着你呢，他们等的就是你这样的狗崽子。我吓得从南京折回上海。11月，我觉得不至于那么猖狂了，应该安全了，我再次北上，没想到碰到安亭事件。我从上海到北京，走走停停48小时，到北京两手脏兮兮，像熊掌一样漆黑。

住在北京宣武区委的大礼堂，我第一次见识到不同地方人的生活习惯。感觉齐齐哈尔人像农民，惊奇他们的“裸睡”。只见他们早上一起身就拿着大棉裤在腰围处不断抓东西往嘴里送，我不知道他们吃什么，像吃花生、瓜子，后来才知道是咬虱子。有一次和几个福建人发生口角。他们第一句就问你是什么出身，其实我可以说出身工人，但是不敢撒谎，说是职员，他们马上质疑我：“什么职员，职员最复杂。”这几个小子，本来是我瞧不起的“土包子”，这一下就把我镇住了，我作为“右派分子的狗崽子”，躲开了。

11月25日，那天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们3点钟起床，来到长安街的东边，在那儿排队等着，好几个小时过去了，9点钟，队伍开始行进。等经过天安门，大家已是泪流满面，只知道呼喊“毛主席万岁”了。我只望见天安门城楼上有两个色块：毛泽东的红脸，林彪的白脸，别的什么也记不住。天特别冷，到接见那时辰还好些，一定是毛泽东的阳光把我们给罩住了。一边仰望毛泽东，一边问别人几点，再低下头在语录扉页写上“11月25日上午9点40分16秒，我见到了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在《红卫战报》工作的时候，还经历了炮打张春桥事件，我端着相机，好像在公共汽车上，外面的墙上只要有大字报我就拍。我都弄不清，我怎么在校园里也是坐在车上。反正复旦大学被我拍了个遍，用去三卷135胶卷，全是密密麻麻炮打张春桥的标语和大字报。《红卫战报》不会主张炮打，我们是把它当“罪证”收集起来。那时候我愚忠得很，觉着我只要好好画画，好好拍照，已经是“狗崽子”最好的境遇了，现在想来，那种满足感一直伴随着惶恐。

愚忠塑造着我的奴性

“文革”中，我为获得那种满足，有时会主动迎向羞辱，甚至是自己震慑自己。我怨自己出身不好，若出身好的话，也可以和“红五类”同学一样，去抄别人的家。那时，我家经济条件差，妈妈在里弄门房看大门。有一天晚上，来了一队红卫兵要抄家，抄的哪家，我不认识。我妈妈请他们到里弄的公共食堂休息，她回家煮了一大锅红枣赤豆汤，由我端去做他们的夜宵。领头的是我小学同学，是成绩很差的那种学生。我是“狗崽子”，他是红卫兵队长，那天他却不好意思，始终不敢抬头看我，我心里也是好大的不舒服。

1968年5月，陈琳瑚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参加我们“红代会”成员会议，说了许多，我只记得一句：“你们要准备当一名职业红卫兵。”我的理解是，他希望我们坚守岗位，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久，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招兵，我作为记者在台下听得真真切切：“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按征兵标准招收兵团战士！”我的心凉了半截，征兵时我因为出身问题未被录取，好容易有进兵团的机会，又泡汤了。我夹着自己的画作和照片去沪东工人文化宫招兵办事处，负责人见了我的作品马上表态：“你被录取了。”“我父亲是摘帽右派。”“重在政治表现。”我喜出望外，甚至得意忘形：虽然自己是“狗崽子”，但我当过大队长、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学生会干部、红卫兵机关报编辑，现在无需政治审查就可以当上兵团战士，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下乡继续革命，与农村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以此作证：我下乡并非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的，我是以红卫兵的姿态去农村继续革命的！1968年8月11日，我们穿军装，戴红花，在公共汽车上招摇过市。杨浦区的平凉路上尽是夹道欢送的人群，到火车站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车上，我依然是《红卫战报》的记者，还没有完全卸职，带着相机一路拍摄过去。兵团的人要留我在团部。我想他们是看中我的相机了，需要我做宣传工作，需要我去画画。我把相机交还给了随车一起来的《红卫战报》的李平，然后就和团里招兵的人说，我没相机，不去团部了。最终和建设中学的同学们一起去了最远的没有电灯的20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