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当局将我们转移到甘肃安西县踏实农场，那是个老农场，已经有两百多上海移民在那里生产生活。我们最初去的时候，吃得最多的是甜菜叶子，我父亲的状况好转一些了，能下床，能扶著墙慢慢走路。母亲也得劳动换取食物。她的工作是用芨芨草编筐子，大弟弟也跟着母亲一起编筐。

“踏实农场”一百来个大大小小的孩子都不读书，虽然名义上有个“职工子弟小学”，但管理学校的人根本放手不管，因此有学校而无学生。他们成天提着筐子去附近山丘河谷挖甘草摘野枸杞子，当时也能卖一点钱补贴家用。小女孩，十五六岁就急着找人出嫁，嫁了人就有饭吃了，是条出路。当时最抢手最吃香的是司机，因为有车到处跑，总能拿回吃的用的。嫁给一个司机，全家人都能跟着沾光吃饱。

长期的饥饿，让许多人身体出现了问题，营养不良、贫血、肝肿大、胃病，浮肿、黄瘦等。女性们几乎全部停经，当时叫做“干血痨”。根本没有女人生孩子。全农场只有一个新生儿，是从上海来时就已怀上的，那个小姑娘长到两岁，双腿还是软软的，绝对无法站立。

我们到达“安南坝农场”后不久，我看到一份过期旧报，说全国大学将招生不足，《人民日报》要求各地“千方百计发掘考生来源”。我就试试到场部找书记请他允许我报考大学。书记一听哈哈大笑，以为我在痴人说梦。“你这个张老师，我实话跟你说，你来这里了，一辈子哪里都不要想去了，就在这待着吧。”我这才恍然大悟，当局移民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要让我们死在这里。

写出大饥荒小说被判刑十六年

依娃：我知道，你在年仅二十一岁的时候，写了短篇小说《在旷野有人声喊著》，揭露了三年大饥饿的真实原因，而坐牢十六年多。你怎么会看出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张方晦：我写这篇小说是一九六三年。农场解散后，我们是根本不可能回到上海报入户口的，户口就在自己口袋里，叫“袋袋户口”，最后勉强落户在我父亲的原籍江苏省海门县，当农民种地为生。父亲因为不堪精神打击不堪饥饿疾病，一九六一年底获准赴沪看病，五十七岁逝于上海，我赶回去的时候只见到一盒骨灰。

我是几乎被迫害漩涡吞噬掉的人，经历的看到的思考的和同龄人截然不同。在阿克塞农场的时候，我曾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和一个中年男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蹲在墙角，又饿又乏。据别人说，这对父女是河西走廊张掖的农民，因走投无路，离乡背井穿越大戈壁想投奔“新疆建设兵团”而免于饿死……我老大不忍，给女孩找来一双弟弟的旧鞋，场部给他们十来个馍就打发了……这个画面让我耿耿于怀，回到海门后就以这对父女的故事为题材创作了短篇小说《在旷野有人声喊著》。

依娃：你这样写，意识到危险性吗？

张方晦：我当然知道。我对母亲说，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把我的所有稿子、信件塞进炉膛，一把火烧掉。我那时年轻耿直血气方刚，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奋笔疾书写出了这篇作品。我在文中多次提到“狼”，寓意是这个社会这个政府就是吃人的狼。我把稿子在上海北京的朋友间秘密传阅。后来因为公安局派探子跟我们交往做朋友，我们一共七人于一九六四年九月被统统逮捕。小说手稿曾在设于上海师范学院的“镇压反革命展览会”上当作“罪证”陈列展示，当时轰动上海，全市大、中学校师生一概被当局安排集体前往参观。

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二年八年余间我被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上海长宁区体育馆召开万人审判大会，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案七人。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由上海高级法院宣告撤销原判、无罪释放。高院给了我四百元人民币，说道，“这些钱，既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也不能满足你的需要，意思意思而已。”

坐牢的这些年，我时时刻刻都在绝望之中，时时刻刻都感到会被处死逼死。因为长期饥饿，营养严重不良，我的脖子上曾经长出过很多淋巴结核的肿瘤，也曾大量便血，人干瘦得皮包骨头，几度挣扎在死亡线上。

但是我不后悔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我长期想不通的是：全国那么多大科学家大作家大学者，从一九四九年开始，都一直歌功颂德、紧跟当局，违心地指鹿为马，怎么会看不出我一个十八岁高中生凭直觉都能看出来的问题？大跃进放卫星，那样离谱，怎么没人看出是虚假欺骗？

五十年过去了，直至今日，我还时常会在睡梦中忽然惊醒，突然看到一个饿死的人的脸，那种神魂不宁的痛苦对谁去说？中国历史几千年，有哪一个暴君哪一个昏君曾经草菅人命到这种地步？丧失人性到这种程度？

我小时候，父亲曾给我读过一本书，是苏联马戏驯兽专家杜罗夫写的《我的会演戏的鸟兽》，说他训练动物的一个诀窍就是不给它们吃饱，那样它们就会百依百顺地听从指挥；在它们出色地完成了一套表演动作后，才给一点食物，但仍不让它们吃饱，它们才会永远俯首贴耳顺从如奴──那个时代的农民，还不如驯兽师笼子里的鸟兽。

那段历史不能忘记，值得留下真实的文字，让我们的子孙后人牢牢记住，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