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邻座
在我的一生中，除了我的父母、妻子、子女、妹妹们以外，印象最深的是在求学的各个阶段，坐在身边的邻座们。就是那首歌唱的“同桌的你”。虽然在数十年当中，历经了十余个工作单位，认识了众多朋友和同事，但是，闭着眼睛一想，能够清晰地描绘出形象的，还是那些小伙伴们。从小学到大学，我换过许多学校，当然也读过许多年级，邻座也就跟着换了许多。其实这些“邻座”未必就是好朋友，就好象熟悉的东西未必就是喜爱的东西一样。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母亲拉着我的手走进北京师大一附小的校门，那一年我刚好六岁，进了教室，老师按照身高安排座位，我就坐在了一个小女孩的身旁，我的排位是三号，她的排位应该是四号，都属于年纪小个子也小的，后来知道她的名字叫白爱珠，这小姑娘长得娇小玲珑，和她的名字很相称。和她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天并不愉快，因为我进校门时不懂得要向竖立在校门内的五色旗敬礼，又诚实地向老师举手承认，被罚回去重新进校。我眼泪汪汪地缩在椅子里，白爱珠偷偷地打量着我。半年以后，母亲带着我长途跋涉去到遥远的大后方重庆，从沦陷区出走当然不能声张，所以我也就没有和小朋友们说再见，然而后来我居然有一次梦见了她，梦的内容实在记不起来了。
在重庆我就读的学校是德精小学，地址在上清寺，四年级时的邻座叫航韵梅，她的父亲是当时的交通部次长航立武，航韵梅又是我们班的班长，她的身高虽然和我相近，但人却成熟得多，我把她当姐姐看待，她对我也很关照，常常几句话帮我解围，免除了老师的责罚。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我背着书包走在上学的路上，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街上的行人一下子多了起来，只见报童举着手里的报纸高声喊着：“号外、号外，日本无条件投降”！我狂奔回家，把好消息告诉母亲，又拉着母亲来到街道上，汇集到狂欢的人流当中。那一时刻，我其实是世界上最早获知这一消息的少数人之一。前一天，停泊在东京湾上的米苏里号战列舰上，麦克阿瑟将军正在主持受降仪式，中、美、英、苏、法五国记者等待发出最新消息，舰上只有一台发报机，于是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先后顺序，中国记者走运，抽到头签，首先将消息发到重庆中央通讯社，中央通讯社一面抢出号外，一面向全世界转发这一喜讯。我的母亲和我都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第二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学校，最先见到的同学就是我的邻座航韵梅，她询问我什么时候回北京老家，我告诉她要等我的父亲从昆明回来才能决定。没过多久，我和邻座分道扬镳，各奔西东，现在不知她正在哪里颐养天年。
一九四六年，我随父母回到了已经改了名的北平，我跳班进入宏庙小学六年级，这曾经是一所专为培养八旗子弟而设立的贵族学校。我已经十岁，有时觉得自己是个堂堂男子汉了，不幸的是，邻座又是一位女生，名叫纪卫。她比我年长两岁，人长的白净，大眼睛，唇下有一颗黑痣，这个女生沉默寡言，性情孤僻，然而功课却远在我之上。那个时候我有些小毛病，比如咬手指头等等，她不怀好意地学我，使我大为光火，于是就用铅笔刀在书桌上划上一条分界线，绝对不许她越界。这位毕业于天大的建筑师，如今独自在郑州市安度晚年。最近，她曾给我来电话询问：“你现在长得什么样子”？我答：“七十几岁的样子”。时隔六十年，我们都历经多少人海风波，即便相见恐怕也不相识了。
我于一九五O年考取北京八中高中，终于有了一位男生邻座，他的名字叫李桐实。三年同窗使我们成为好友。我们两人的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毕业前夕，我们约定共同报考北大西语系，后来我临时变卦改报清华土木系，他独自去了北大。清华与北大一墙之隔，我们不仅经常见面，而且还不时通信，探讨所谓“人生真谛”。我曾推荐他读一本译自德文的书，书名叫《六人》，内容是精选六部名著的主人公，以他们各自对人生的理解去回答斯芬克司那个不解之谜，无论是哈姆雷特、浮士德还是唐璜都无法解答“人为什么活着”这一既简单又深奥的问题。我们还热烈讨论过《约翰·克利斯多夫》，《红与黑》，《马丁·伊登》等作品。他在二年级时首次发表译作《莫里哀戏剧故事集》，用稿费邀请我和另两位八中校友同游颐和园，其中一位是北航的顾阆春。我们在湖上泛舟，登山，还在小饭馆吃炒面，总之是花光了他的稿费。那个时代，青年们在一起总免不了有些议论。当我划船用力过猛几乎撞到十七孔桥桥墩的时候，顾说：“先矫枉过正再纠偏”，但船还是撞上了。顾引用马雅科夫斯基的诗句冲着桥墩说：“我要象狼一样吃掉官僚主义”，李桐实接着说：“所以他被斯大林吃掉了”。我虽然插话不多，但一句“西方实行的无罪假定司法原则可以少冤枉好人”使我难逃干系。不用说，这次一日游给我们三人惹出大祸，我们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李桐实被开除团级，恐怕与组织那次倒霉的一日游有关。
一九七九年，所有学生中的右派分子除林希翎外都被“改正”了，恢复团籍的恢复团籍，补提工资的补提工资，却没有人管李桐实的事，北大和建研院互相推诿。他反复申诉，得到的回答仍是“不属于落实政策范围。”工资不能提，团籍不能恢复。性格脆弱的他经受不住如此的打击，服用过量安眠药告别了这个社会。我最后的一位邻座，真正的同桌，就这样走了。
待到我进了清华，就已经没有固定座位，所以也就没有什么“邻座”了。
石家庄，二O一O年五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