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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荣如坐针毡，什么“金玉良言”也难以使心情平静下来。看来，宫老师这是奉命“看护”他。一直到天黑了，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宫起身出去，在门外小声嘀咕了一会，又回到屋里，开始了“思想工作”：李善荣同学，你年纪还小，来日方长，不要想不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应当要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这段话，是当年非常流行的语录。

李善荣失魂落魄的从学校走到汽车站，踏上了一路汽车，驶入市里后，在镇安桥下了车，家就在桥西。回家后，家人见他神情有些沮丧，吃晚饭时，手拿筷子愣愣地出神。饭后，他把父亲叫到一旁说，爸，咱家到底是什么成分？父问善荣出了什么事？儿子便将“事件”说了一遍。父亲说，儿子，你给工作组贴大字报，这不是惹祸吗？儿说，大字报还没贴出去呢，工作组就宣布了“李善荣事件”。大字报又不是我写的，一个屎盆子全扣到我的头上了，因为咱家是“资本家”。父亲皱着眉头拿出了户口本说，你来看，这里明明白白地写着“市贫”，不就是城市贫民吗？哪来的资本家啊！接着，父亲一五一十地讲起了“家史”——

父亲自小随家“闯关东”，从山东平度移民安东，那时安东叫沙河子。有一条大沙河穿城而过，涌入鸭绿江。河上有一座木桥，李家就在桥西落脚谋生。多少年后，李父操起了少时的手艺，在自家的小院里与朋友合伙做熟食生意。两家各自出资不到百元，由于作坊占用李家的房子，所以，李家占股份70%。劳力是两方夫妻，外加一个帮手，是这位朋友的内弟，一个半痴之人，也是为了照顾糊口吧。经营的熟食主要是加工香肠以及猪头肉，店号“松江”。生意做的较为红火是“放大炮”那年（安东人称抗美援朝为“放大炮”），每天要加工一两篓子熟食送到火车站的军人服务社，发往朝鲜。

父亲讲完“发家史”之后，长吁短叹：老三啊（李善荣），看来你的大学是念不成啦……

五

次日一早，李善荣便乘车上学去。一进校门，见到学生对他指指点点的，窃窃私语。走进教室，也无人理睬。他独自坐了下来，仿佛一个等待审判的犯人。有个同学喊道，李善荣，工作组叫你去一趟。李善荣从初中当班长直到高中，同学都叫他“班长”，其中含有尊重和亲切。如今，直呼其名了。

李善荣来到工作组办公室。面庞白净，两眼炯炯有神的是组长汤广义，他不动声色地凝视着眼前的这个学生：中等个儿，有些瘦弱，戴着近视镜。黑而瘦的是于锡奎，他是“李善荣事件”的报告人。那个李存增用手指了一把椅子，示意李善荣坐下。然后，于锡奎开口了：李善荣，昨晚回家后有什么活思想？李说，我问我父亲了，我家不是资本家，户口上也写着“市贫”。接着，李便开始叙述父亲的“发家史”，没说几句被打断了。于说，李善荣，我叫你讲这些了吗，再说了，有的户口上写的是贫农，运动来了，一查是“逃亡地主”，你怎么解释？从今天起，革命师生要对你开批判会，你要检讨的是——你是如何反工作组的。李说，我没有反工作组，大字报也不是我写的。于说，大字报上说“工作组不如校领导”，是你吧！？这是个原则问题，“修正主义”党支部瘫痪了，“黑帮”校领导被打倒了，我来问你李善荣——领导运动的是谁？李回答：工作组。是啊，工作组就是党的领导，反工作组不就是反党吗？这不是和尚秃头明摆着的吗……

李善荣感到困惑和压抑，感到难道跳进黄河洗不清了。他平静了一下心情说，我昨晚一宿也没睡着，翻来覆去的想，我怎么竟然成了“右派”、“反革命”呢？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泪水在眼圈里打转：在小学我是班里最早戴上红领巾的，上初中我是第一批入团的，大家选我当班长，一直到高中，还是班长。我脑子里铭记的就是小时候背诵的：“糖甜不如蜜，棉暖不如皮。爹娘恩情重，比不上毛主席。”记得抗美援朝那年，政府提出市民要为前线捐献3架战斗机，飞机的名字是“安东市号”、“鸭绿江号”、“镇江山号”，我父亲积极捐款，受到了街道的表扬。他根本不是什么资本家，和朋友合伙做点小生意……

李善荣的话又被打断了，工作组没兴趣听他的“解释”，带他回到了教室。李善荣的眼前人头攒动，原来，他带去插秧的初中生也来了。两个班的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密密匝匝的，大家都板着面孔，黑板上有几个大字：批判李善荣大会。

首先，工作组李存增宣布撤销李善荣的班长职务。由此，李善荣被“罢官”了，多年的班长生涯结束了。他站在这黑板前，面对着人群等着挨批。不久前，他还站在这表态积极参加文革运动呢。没想到，自己成了革命的对象。

依照事先安排的发言顺序，头一个发言的是女生，一身草绿，头戴军帽，腰束皮带，可以看出，这套行头正宗货，因为其父是空军某部的老红军。她手握小红书，高声朗读：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最红的红太阳教导我们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凡是发言批判的开头都是一段毛的语录，结尾都是高呼口号。发言中，什么“反工作组”、“右派”、“反革命”、“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帽子满天飞，让李善荣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不过是一张给工作组的大字报，也不是我写的，还没有贴出去，扣上了这些帽子，岂不是张冠李戴吗……

这时，大字报的撰稿人傅元成的班里也在开会批判李善荣，因为是“背靠背”，所以，李善荣也无从知晓他说了些什么。但可以肯定，全校共讨之的只是李善荣了。

李善荣朝人群瞥了一眼，发现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垂头丧气的样子。但也有个例外，父蹲监狱的夏德福做了揭发性的发言，他引用的毛主席语录是：“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然后，他惟妙惟肖地讲了李善荣其父的一个故事：

一天，李父雇一辆三轮车送货，他骑着自行车押运，三轮车载货走的慢些，李父张口就骂，三轮车夫不服，李父便下车要动打，结果，一着急自行车倒在了沟里，李父恼羞成怒，对车夫举手便打。故事结尾画龙点睛的一句是：看，资本家对工人多么狠毒啊……

李善荣感到奇怪，“丑闻”从何而来呢？父亲虽非绅士，但也并非暴躁之人，他从未见过打骂的事。联想夏父尚在狱中，是不是绞尽脑汁在积极“表现”呢？事后，夏曾向李道歉，这故事纯属虚构。

六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人们为了表现“立场坚定”，落井下石，比比皆是。令李善荣惊讶的是，在批斗会上，傅良忠同学一言未发，作为班里的团支书，不带头发言，这可是犯大忌的。用时髦的话说，要旗帜鲜明，划清界限，没有沉默的权利。李善荣和傅良忠是班里的一对搭档，李有些倔强，傅不乏柔和，两个人刚柔相济，配合默契，班务搞的井井有条。念初中（14中学）时，他俩就在一个班，一起入的团，都是班干部。关系越是密切，越是需要划清界限，否则，如何说明你是“左派”呢，而且，傅良忠还是大字报编委会的副主任。可是，他一直沉默到会议结束。

晚上，李善荣回到家里，神情忧郁。他感到身心交瘁，躺在炕上，脑海里翻腾不已。明明行在平坦之途，突然掉到漆黑的井里了，怎么才能爬出井里呢？……

他起身走出院子，来到镇安桥上。夜空漆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大沙河在桥下静静地流淌，四周是一片此起彼伏的蛙鸣，平素听起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但心情郁闷之时，却如一片声嘶力竭的呐喊。他下了桥，来到傅家的小院，蹑手蹑脚地走到傅良忠的窗前，轻轻地叫着他的名字。傅良忠听出了他的声音，便从屋子里出来，两人一起离开院子，停在墙外的一棵树下。

李善荣看着眼前的发小，心里有好多话要倾吐，但欲言又止。傅说，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李说，你看，工作组最终对我会怎么样？傅说，我上哪去知道呢，李说，你是大字报编委会副主任……傅说，工作组找我谈话了，说咱俩挺好的，叫我与你划清界限呢。李善荣心里恐慌，想来掏个底，没想到，他竟然也受牵连了。李善荣陷入了窘迫，只好告辞了。傅送到路口，李说，太晚了，你回去吧。言罢，他一个人往家走。

镇安桥下的河水缓缓流淌，这条河给他带来了许多欢乐，尤其八月的夜晚，他和傅良忠打着灯笼，举着火把，下河里捉螃蟹……

恍惚间，踏上了人生的紧要几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谁料到，一阵风把他从桥上掀了下来。他回头望了一眼，朦胧中傅良忠仍然站在路口……

李善荣被工作组罢了“官”，在班里挨了批斗，但事情没有完结，工作组又在学校体育馆举行了批判会。规模扩大了，人员增加了，大约有师生500余人。会前齐声诵读毛的语录和高唱语录歌，人声鼎沸，震耳欲聋。

李善荣站在台前，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同学们不仅批判他是“右派”、“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为了表现“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让李善荣感受到了“拳打脚踢”的滋味，尤其心惊肉跳的是，一个男生（高二三班陶克壮）手里举着匕首，在他面前大声吼道，李善荣，你这个反革命分子，我要杀了你……

批斗结束，李善荣已是鼻青脸肿，心力交瘁，踉踉跄跄。

七

晚上，李善荣挤上公车，车上熙熙攘攘的，也有他的同学，但是，没有靠近他的，仿佛他是一个瘟疫携带者。一种孤独和愤懑，如同磐石压在他的心上：我为何竟然成了“反革命”，而同学们为何如此仇恨，这样的日子要到何时呢？仿佛关在牢房里的死囚，等待着某天被拉出去枪决，茫然四顾，难道就这样束手待毙吗……

他没有下车回家，而是直接到了郊外的东坎子。他要和一个要好的同学孙树文（高三二）聊聊，孙家住在这边，两人在初中同班。他把孙树文从家里叫出来，站在墙根下，他问，树文，同学们到底怎么看我的？孙说，很多同学都觉得工作组做得不对，同学们插完秧了，着急回校参加运动，凭什么要车不给呀？说完，又安慰了几句。

一连几日，李善荣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白天在学校担心被拉去批斗，夜晚躺在炕上噩梦连连。想来想去，他鼓足了勇气——上访。

晚上，他来到市政府对过的一个院子，这里住着市级领导，可谓“官邸”。来之前，李善荣打听了陶贵春的住址，他所以要上访陶书记，因为，“李善荣事件”是在他亲自领导的一个成果。他敲响了门，一位中年女子（陶夫人焦锋）轻声问道，你找谁？李说，我要找陶书记。接着，自报家门，还加了一句，我实在冤枉，不然不会来找陶书记的。女主人将其让进客厅，转身去通报。

陶书记从一间内室走出来，问道：你有什么事，说吧。李善荣便一五一十地讲起来，特别提到“大字报不是我写的”。陶问，那大字报你修改了吗？李回答，我只在上边改了一句话。陶问，那句话？李说，工作组的作风还不如原校领导。陶说，关键是这句话——工作组不如校领导。

李善荣沉默了片刻，又讲起批斗挨打，还有的拿出了匕首。陶书记眉头微蹙：唔？还有这个情况，不允许违反政策的事情发生。接着说，你年纪还小，来日方长，不要压力太大，你回去吧。次日，陶贵春给一中工作组打电话做了指示，由此，工作组在校宣布：李善荣的问题将在运动后期处理。从此，李善荣不再“享受”批斗了。

八

七月下旬的某一天，一中校园出现了一条触目惊心的大标语：“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学生们议论纷纷，说这话是毛主席说的，他老人家从杭州回到北京，感到运动“冷冷清清”，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学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此，全国自上而下掀起了批判工作组的浪潮。

不久，一中师生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在胜利电影院），工作组在会上做了检查，承认在运动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师生，特别是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黑指示”，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因而将李善荣同学抓了“反革命”，制造了“李善荣事件”。为此，当场表示为李善荣平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会上，李善荣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在他的心目中，毛主席是他的救星，因为是毛的革命路线拯救了他，不然，他就只能永远背着“反革命”的黑锅，被践踏在污泥浊水中。所以，平反后，他意气风发，为了表示捍卫毛的革命路线，成立了“毛泽东主义云水怒造反兵团”。不久，曾为工作组麾下大字报编委会的傅良忠，还有钟鹤也加入了“云水怒”，成为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可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

古稀之年的李善荣在接受采访时，感慨不已，对文革这场浩劫，他颇感沉痛，同时，又觉得眼花缭乱，扑朔迷离，犹如一场噩梦，虽已醒来，却有太多的“说也说不清楚”。所以，他愿意接收采访，把这片段的回忆留给那些研究文革的史家，也算尽一点绵薄之力，不枉“亲历”一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