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人民日报》从9月30日起连续八天刊出署名“钟才文”的系列评论，从“全球视角”到“坚信中国”，一气呵成勾勒出一幅宏大、稳定、高质量、开放共赢的中国经济图景。形式上，这是为“十五五”规划做思想铺路；实质上，却是一场语言性粉饰工程，试图在现实愈发失控的情况下，重建一种可预期的幻象。

当经济已无力支撑政治叙事，话语就成了最后一道防线。这不仅是一次话语攻势，更是一场针对信心危机的集体心理安抚。

八文成阵：打造一条制度性信心幻觉链

这八篇文章显然不是零散评论，而是一场经过谋划的话语工程。第一篇由“全球视角”切入，为所谓的经济“蝶变”搭建舞台；第二至第五篇致力于建构所谓“长期稳定逻辑”与“确定性”，意图压制外界对经济结构性风险的质疑；第六与第七篇转向“包容性”与“共赢性”的叙事，试图修补内部社会撕裂与国际信任赤字；而第八篇则直截了当地进入宣誓与洗脑模式：只要深入了解中国，就会坚定相信中国。

这不是经济论述，而是政治仪式。不是政策预告，而是叙事补缀。在失衡的现实面前，这套叙事逻辑并不打算与事实交锋，而是试图以重复与堆叠，把语言本身变成现实的替代品。

笔名政治与话语治理：“钟才文”的角色与遮蔽

在中共的语言体系中，“钟才文”不是个人，而是体制意志的化身（中央财经委员会）。与“任仲平”（人民日报重要评论）、“国纪平”（国际纪要评论）等笔名一样，这些所谓署名其实是制度化笔名，由中宣部与党媒系统协同操刀，用来发布政策定调、传导政治讯号、构建集体一致性。

这类笔名的功能并非传达个人观点，而是实现语言治理：模糊作者性、消除责任边界、建构一种“全党共识已然形成”的错觉。在系统内部，这些文章是政策信号；在外部，它们则是对舆论的引导乃至压制。

然而，正是这一轮“钟才文”八文连发，反而凸显语言与现实之间的深层断裂。当笔者高调宣称中国经济具备“确定性”、“可预期性”，现实却摆出青年失业居高不下、房地产烂尾持续扩大、内需低迷、出口萎缩、民企信心溃败的完整对照组。语调愈亢奋、笔名愈权威，反而愈显露出体制内部对真实状况的恐惧与失控。

笔名原是话语治理的工具，如今却成了遮掩崩溃迹象的最后薄纱。

“十五五”规划的张力：话语堆叠下的政策碎裂

从这场笔名操作背后不难勾勒出中共对“十五五”的政策蓝图：双循环战略、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包容共享、开放共赢、绿色永续……听起来仿佛是一套内外兼顾、面面俱到的经济路线图，实则充满互相抵牾的矛盾与语言拼贴的痕迹。

一方面，中共要求靠内需拉动经济，却迟迟不敢触碰收入分配与就业市场的结构改革，消费意愿因此疲软；一方面高喊创新驱动，却无法打破技术受制与官僚垄断的体制困局；喊着“高质量发展”，但一遇增长压力仍回头拥抱老式基建与投资拉动。想要推动包容与共享，却又无力缩小城乡差距与阶层撕裂；在国际上高呼开放共赢，却面对外管制稀土，而资本外流与全球供应链重组的现实挑战。至于“绿色永续”，更是面临地方财政枯竭与治理能力不足的双重障碍。

这些彼此冲突的目标，缺乏制度性协调机制，也没有政策优先序列的清晰设计。最终只会使得“十五五”沦为一份修辞繁复、难以落地的语言文本──一盘语言的拼盘，而非一份真正面向未来的政策计划。

语言的胜利不等于现实的成功

中共的治理语言已从“战狼式动员”转为“智性话语包装”，将原本粗暴的统治命令包裹在看似理性的专业术语之中。如今的“新质生产力”、“制度型开放”、“现代化产业体系”，其实与过往的“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为了掩饰现实问题而生的修辞产物。

特别是“高质量发展”这一口号，看似兼具创新、绿色、共享等正面价值，却始终缺乏可衡量的定义，也缺乏可问责的制度依据。它不再是发展理念，而是避免承认失败的语言出口。

这正反映出中国治理体系最深层的问题：政治逻辑凌驾经济逻辑，权力意志压倒市场机制。当政策制定与执行完全服务于维稳需要与忠诚竞赛，整个国家将失去自我修正能力。结果不是腾飞，而是僵化；不是振兴，而是麻木。

结语：谁还能被说服？

这场以“钟才文”之名的宣传突击，其实不是对世界发声，而是对体制内部的语言动员。它要让地方官知道怎么说话、媒体知道怎么配稿、学者知道该怎么“正面表达”。说到底，这不是要说服别人，而是要全党全国说服自己：“中国经济没有问题”。

但真正的危机正在于此。当一个政权只能依靠话语来维稳，而非依靠制度回应与现实绩效，那么它已经失去了自我证成的能力。说到底，不是中国是否仍值得“被相信”，而是它是否还有能力赢得真正的信任。

“钟才文”的八文连发，是一场语言的绝地反击，也是一场信心崩溃前的修辞躁动。现实不会因语言而转向，经济不会因笔名而复苏。中共越是以笔名撑起话语权，越证明它正在失去治理的真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