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文字：革命战友心红志坚。一排右二系本文主人公李善荣（1966届高中毕业生），三排右三系作者鸿路（1968届），此照摄于1968年下乡前夕。

一

我的家乡安东，本来好端端的，1965年却被官府改名了，叫丹东，报纸上解释意为红色的东方之城。次年，城市的大街小巷“红”的眼花缭乱：红袖标、红宝书、红旗、红标语等等，时称“红海洋”。全国刮起了一场“红色风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6月2日早晨，是丹东一中师生难忘的时刻，晨练的停了下来，看书的放下了课本，倾听着扩音器播放着铿锵有力的话音，这就是《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中1/4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

次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章把北大学校党委称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因此，号召“革命派”对于“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的黑帮坚决斗争，并把它“彻底摧毁”。

此前，一中教学楼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愤怒声讨“三家村”黑帮。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运动是平稳的，但是，被革命点燃了心扉之火的青少年，对于这种“平稳”感到了“压抑”。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为他们打开了“横扫一切”的闸门，北大一时成了效法的“样板”，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指向了党支部，被扣上了反党“黑帮”的帽子。于是，党支部便像稻草人一样被洪水淹没了。

二

一中党支部瘫痪了，中共丹东市委派去了工作组，代行党支部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也是效法北大，全国基本如此。

工作组进校的那天，在食堂大厅召开了会议。会上，分管文教的市委副书记陶贵春亲临会场，首先给大家介绍了工作组的主要成员：汤广义、于锡奎（皆为教育局副局，前者工作组长）、李存增（中教科长）。然后，作了讲话，号召一中师生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要做彻底的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陶的讲话中，提高了嗓门，不时和大家振臂呼喊口号，群情激昂，显示了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会后，在工作组的领导下，一中成立了由几名师生组成的大字报编委会，主任是一个16岁的女生，叫钟鹤，其父是一个老红军（空二军）。副主任中有一位叫傅良忠，他是高三一班的团支书（后文将会出现）。大字报编委会的任务就是审查所有大字报的内容是否合乎当时的规定，或者说，是否有违工作组的要求，譬如，未经批准不许在大字报中乱点师生的名字。总之，经审合格方允许张贴。同时，限定日期，过期可以撕掉，或覆盖，这样，多如雪片的大字报方有着落。即便如此，因为“地盘”的问题，经常发生“辩论”。

对于大字报的管控，体现了工作组对于运动的“求稳怕乱”，逐渐引起了一些激进师生的不满情绪，认为工作组是“小脚女人”，以“条条”、“框框”来“压制革命”。编委会把这种情绪反映了给工作组，而工作组习用以往，即反右运动的逻辑，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恰逢其时，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下发了文件，即《批转中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和部署》），其中指出，“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于是，一中工作组便开始张网已待了。

三

一中学校有个农场，也是师生们的劳动基地，位于东沟县大孤山，叫做向阳沟。那里有700余亩水田，负责管理农场的是一个上海人，皮肤白皙，相貌英俊，说话带些乡音，犹如当今港星周润发的模样，他叫杨洪年。可悲的是，这位老师虽是讲政治的老师，却并非懂“政治”，所以，在1957年被划了右派，教书的资格被剥夺了。后来，被打发到向阳沟农场。人到中年，所幸“帽子”摘了，但人们却在“右派”的称呼上加了修饰语：“摘帽右派”。

六月，通常是北方的插秧季节。因为刮起了文革风暴，一中也“停课闹革命”了，师生们一天到晚忙着张贴大字报，书记，校长都已经“靠边站”了，一切由工作组说了算。这时，杨洪年向工作组提出，眼下是插秧季节，不能误了农时。农民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春啊！于是，工作组便安排初中部的六个班级，接近300人，去向阳沟农场插秧。但是，初中班的老师要留校参加运动。因此，从高中部的六个班级，每班抽3至7人，替代初中老师带领初中生去劳动。

当时，高三一班的班长李善荣负责带领初三一班。

15日这天，工作组用汽车把这些学生送到了百里之外的向阳沟。

水稻插秧不仅辛苦，弯腰弓背，赤脚站在冰冷的泥水里，而且，是个技术活儿，弄不好难以成活，所谓“浅插不漂苗”。这是城里学生的崭新一课，而且，并非一挥而就的。所以，杨洪年雇来了10个老农，说是来教学生的，其实，活大都是这些庄稼人干的。所以，计划15天的活儿，7天就大功告成了。

于是，带队的几个高中班长合计，插秧结束了，应该“回校闹革命”了。离校多日，置身事外，不知学校又揪出了那些“黑帮”，大家着急回校投身革命。于是，李善荣（高三、一）和刘英吉（高三、三）一起去邮局打电话，报告工作组任务完成了，要求派车返校。工作组一口承诺，次日去车。

第二天，早饭后，大家卷起了铺盖，打好了背包，等待来车。可是，从上午等到下午，不见车影。晚上，同学们望着油灯下的泥墙，闷闷不乐。第三天，又去邮局打电话，工作组的回答是“明天”。可是，“明天”仍然是空欢喜一场。初中生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很少离家，归心似箭。对于工作组的“放空炮”，怨气冲天。

这时，高三四的班长傅元成，起草了一份大字报，他把底稿拿来给李善荣、刘英吉看看是否需要修改，并请其联署。大字报的内容是，农场劳动结束了，我们同学要回校参加文化革命，可是，工作组却一拖再拖，这到底是为什么。并且，引用了毛主席诗词“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同时，指出农场存在着阶级路线问题：竟然让一个“摘帽右派”掌握农场大权，应该立即撤销其职务，并要对农场“封旧账立新账”，查清是否存在经济问题。李善荣看过后，修改了一句，原话记不清了，改后的句子大意是：工作组还不如校领导。

第四天，傅元成和李善荣、刘英吉一起从孤山乘车返校，要把这张大字报贴校园，并和工作组“理论”。车上人多拥挤，后头只有一个空位，傅将手中的大字报递给李善荣，让他去那里坐着，傅、刘站在前边。

车行至长山站停下时，挤上来一个年轻男子，他是一中上届高中毕业的王双成。1964年夏，他串联了十几名同学，打着一面“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旗帜，来到长山公社窟窿山大队谭家园西生产队落户，也就是，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了。不久，辽宁日报发表了长篇报道“红光闪闪”，宣传王双成等知青在农村的事迹。文革爆发，窟窿山改为“抗大”，所谓“抗大”，即延安时期的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随即，谭家园西生产队为“抗大六队”。

王双成在车上见到三同学，彼此打了招呼，便聊了起来。王说，我们下乡的同学要求回校闹革命，我要找工作组提出这个要求。接着，傅等三人便打开了话匣子，说要回校给工作组贴大字报。

王双成惊诧的问，给工作组贴大字报？有人回答说，是啊，工作组也没啥了不起的，对于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管职位多高，资格多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些话语，看起来“口出狂言”，但都是出自党报的语言，习以为常。（毛泽东在人民日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的文章特别加了一条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持抵制。”）说话间，汽车到达一中了，傅等三人便下车了。而王双成没有下车，他说要到市里去。

谁能料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王双成把同学在车上的“妄议”暗记在心，直奔市委大楼告密去了。

四

王双成不同于普通百姓，是个“报上有名，电台有声”的人物，当然也是市领导的座上宾。他直接去见了市委副书记陶贵春，当时，陶分管文教，一中的工作组随时接受他的指示。

王双成向陶书记做了汇报：傅元成等三同学在车上的“扬言”要给工作组贴大字报，云云。陶贵春听过之后，感到不可小觑，从当时下发的文件来看，北京的学生中出现了反工作组的动向，上边提出了“反干扰运动”。王双成反映的情况，恰好说明一中出现了反工作组的情绪，不能任其蔓延，必须消灭于萌芽之中。

陶贵春顾不上午饭，坐着上海轿车，匆匆赶到一中，马上召集工作组开会。当时，工作组成员有汤广义、于锡奎（皆为教育局副局，前者工作组长）、李存增（中教科长）。会上，陶讲了王双成“反映”的情况，指示要排除干扰，稳定局势。

工作组心领神会，立即行动起来，吩咐管理档案的干事宫振梅（军官家属）马上查看三人档案：傅元成、刘英吉、李善荣。结果，这三人的家庭出身份别为：贫农、革干（革命干部）、资本家。也就是说，前二人属于根正苗红，唯独李善荣属于“资本家的狗崽子”。当时，从北京流行全国的一副对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于是，李善荣便被抓了“典型”。

李善荣吃完午饭，从食堂出来，门口站着宫振梅老师笑眯眯的，叫他跟着去办公室一趟。进办公室后，宫老师便问起关于农场的一些情况，特别问到“摘帽右派”的表现。这时，墙上的广播喇叭响起来了，一个严肃郑重的声音在屋子里震荡：

同学们，现在，向全体师生公布一个重要的通报：丹东一中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也就是“李善荣事件”。李善荣何许人也？高三一班的学生，家庭出身资本家……

晴天霹雳，李善荣只感到天旋地转，脑子一片空白，耳朵里面嗡嗡响，喇叭里的话语也听不清了……他按着桌角站立起来说，我要走。宫问，你要去哪？李说，我要找工作组，我家的成分不是资本家。说着，眼泪流了下来。宫说，工作组正忙着，会后还要组织各班讨论呢。说着，用手按着李的肩膀坐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