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抄家风扫荡下，许多人被迫自行破坏珍藏的文物书画等。如名画家吴昌硕后人，将许多字画撕毁，当废纸就卖掉一百多斤。著名画家林风眠，将自己留存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将毕生积累的一大批明清大书法家真迹，以及自己的作品，撕成碎片在夜深人静时倒进苏州河。[60]
文革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写的《建国以来的上海银行工作》一书中，公布上海在文革中被查抄的户数和财产的统计数字，从1966年8月23日到9月25日止，全市共抄家15.77万余户，占全市总户数241万户的6.5％。其中市区11.45万余户，占市区139万户的8.2％。抄家中，全市共抄出黄金64.9万余两，各种金银首饰90.7万余件，钻戒、钻石4万多只，珠宝、玉器、古玩27万余件，美钞334万余元，其他外币330余万元，银元239万余元，现金、存款、公债券3.76亿元。[61]
还据一份材料显示，上海文革初期抄家收缴597架钢琴，后来都没归还原主，而由市革委会有关部门批准，转送给了中小学。[62]抄家物资中，金银、存单、现金、外币及贵重物品，当时就交由银行收兑和保管；1970年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各单位寄存在银行的金银，由银行按当时收兑牌价折价处理。那时金银兑换价非常低，而且只有政府一家垄断价格，但原物主不敢有任何怨言。还有许多文物古董、名家字画、外币等，被无知狂热的抄家者作为“四旧”或“崇洋”，当场烧毁砸烂，损失难以估量。抄家物资集中堆放，没有任何交接手续和账册，情况混乱，于是又被一些人趁机顺手牵羊、中饱私囊，日后也无法查清。
伴随着“抄家风”的，还有驱赶“黑六类”风。这股风由北京刮来，上海红卫兵向北京红卫兵学习，去街道、里弄驱赶“黑六类”，勒令他们必须在限定的日子迁离上海回原籍；甚至有些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配合红卫兵的“勒令”，驱赶本单位的职工。市商业二局系统从1966年9月上旬至10月19日，开出“黑六类”名单1630余人，其中511人被“扫地出门，赶回原籍或农村、小城镇。市财政局系统的一些单位，以“反革命”、“漏划地主”、“漏划富农”、“坏分子”等为名，将局机关以及所属分局、建行等机关的21人赶出机关，其中18人被遣送回原籍“改造”，致使一人因此跳楼自杀身亡。市水产供销公司第二批发部共有职工638人，被大字报点名要驱逐出上海的有133人，占职工总数20.8％。而据当时的统计，到1966年10月10日为止，上海全市有9260余人被遣送回乡。[63]
1966年整个“红八月”包括与之相连的9月期间，上海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幅度上升：
社会上不断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据市委办公厅《文化大革命动态》第841期记载，9月份不完全统计，发生自杀事件704起，死亡354人。其中：被抄家后自杀的446人；被挂牌、游街、剃阴阳头等不堪凌辱自杀的169人；大字报多、思想紧张自杀的18人；其他原因29人；原因不详的42人。[64]
在整个“破四旧”风潮中，据说毛泽东始终没有赞美支持之言。虽然，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女红卫兵宋彬彬说“要武嘛！”，被红卫兵作为他们暴力行为的依据。但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文革后认为，毛泽东对“破四旧”不欣赏，觉得没有集中目标对准党内走资派，毛以后还指斥这一时期运动是“转移斗争大方向”。[65]但当时也没有传出毛制止这些行为的言论，甚至当北京市委副书记吴德向他汇报，希望制止红卫兵行为时，毛回答：“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66]毛泽东以后一再对人说他反对武斗。但他显然并不反对用越轨行为冲决他所认为的障碍。
在这方面推波助澜的是当时的新闻媒体。两个月后，当“破四旧”已将民众情绪充分煽动起来，毛泽东将再一次扭转运动方向，把民众的狂热纳入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轨道。
小结
从红卫兵运动开始，一场体制外力量对决体制内势力的较量开始了。
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建立的一个处于中央权力体系之外的力量，一个他自己能够直接领导和支配的中央决策班子，用以对付和对抗他所要打击的中央决策层干部对文革的控制；那么，红卫兵则是毛泽东支持的不受各级党团或学生会等官方组织控制的体制外青少年群众组织，用以冲决地方执行层干部对文革的抵制。而在此之前，甚至朋友之间如果交往稍微密切，也有可能被指责为“小集团”、“反革命小集团”，轻则遭受批判，重则被判刑。执政党不允许任何官方控制之外的民间团体存在。所以，红卫兵组织兴起的最大意义在于其体制外组织形态，为不久全社会的自由自愿结社开了大门。于是底层群众的意愿，得以用群众组织的形式表达并介入党内斗争，毛泽东的意愿得以上下呼应。这种结果虽不是毛泽东在给红卫兵写支持信时所完全能预料到，但却是毛所需要的。
以党内高干子女为核心的第一批红卫兵，在文革最初的发动上起了巨大的榜样作用。他们藐视权威与秩序的反叛精神，带动了全国的青少年以及对现状不满者。但是，他们的政治要求，也只到能够成立不受党团组织控制的结社自由。他们的最终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独享“革命接班人”的政治名分，将来独享政治资源；他们企图以“血统论”，清除那些学习成绩出色的非“红五类”子女的竞争威胁。在斗争方向和斗争对象上，他们和当政者的目标完全一致，区别只在“文斗”还是“武斗”。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暴戾，是执政党长期以来阶级斗争学说的更赤裸的直白，是被刻意引导的必然结果。而且由于北京红卫兵最初的暴戾，不但没有受到当局及时的阻止和惩罚，反而得到默许甚至鼓励，这就不但使1966年的“红八月”充满了血腥，而且为稍后兴起的造反派树立了榜样。整个文革十年中的武斗和打人行为，都可以溯源到“红八月”，溯源到最初的干部子女红卫兵。当然，更远可以溯源到《湖南农民考察报告》。
“破四旧”是上海继“斗鬼风”后的第二次暴力高潮，由于这两个高潮几乎相连，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高潮。这两个高潮一脉相承，对象全部都是被阶级斗争理念政治分层出来的“阶级敌人”或“牛鬼蛇神”。只不过“斗鬼风”是在中央号召下的按照“黑帮、反动学术权威”标准的又一次政治分层，“破四旧”则是红卫兵们对共产党执政以来所有的革命对象和不信任对象的一网打尽。
与“斗鬼风”一样，上海最初的红卫兵运动几乎就是北京的翻版：抄家、破四旧。但是，总体来说，上海打人事件以及打死人的数目要比北京低许多。这与上海市民一向不崇武而崇说理的地域文化有密切关系；也由于上海开埠较早，市民对法律和生命相对敬畏和尊重。
上海死亡人数相对较少，还与上海市委极力控制有关。北京红卫兵自筹备成立始，就完全是体制外产物，不受各级党委控制。而因为运动初期上海与北京的时间差，使得上海市委能够尽量设法影响运动。因为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上海市委从红卫兵筹备成立开始，到最初的抄家行动，都尽力“加强党的领导”，使之处于自己影响之下，尽量减少其破坏作用。许多时候，当听说哪里发生严重打人事件，干部们都会立即去现场劝阻和处理。这是上海红卫兵最初的破坏力不及北京大的原因之一。
“斗鬼风”和“红八月”两个暴力高潮席卷上海时，上海的文革运动还没有分化出保守派和造反派，斗争的对象是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对象的延续，因此打人抄家侮辱人格施行迫害者都是最初的红卫兵，包括成人职工红卫兵。
“红八月”催生了上海最初的红卫兵，与北京最初的红卫兵一样，他们的批判指向，与执政党十七年的批判指向完全一致；与北京最初的红卫兵区别的是，他们有着明确的保卫对象－中共上海市委，加入他们必须承认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或必须接受上海市委的领导，这使他们被视为保守派组织。而随着中央决策层对文革对象态度的明朗和对造反派的坚决支持，上海的红卫兵运动将很快分化，造反派红卫兵迅速崛起。到最后，上海红卫兵中最顽固的保守派，基本只剩干部子女，还有一些对文革打倒一切思维方式有看法的学生。他们在文革最高潮的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底，始终与文革格格不入。尤其在1967年“一月夺权”以后，除了与造反派的摩擦外，很少参与运动。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被文革边缘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对文革热情的消褪。
1966年11月之前的上海文革运动，始终只是对北京运动的追随和模仿，没有自己的原创，也没有上海这样一个全国最大工业和消费城市所应表现出的特点。上海的特点，一直要到工人造反派兴起之后，才会显现。
（原载《记忆》第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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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2].传单《曹荻秋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摘编》，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宣传组1967年6月。
[3].工厂机关的红卫兵组织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后来都改称为“战斗队”或“造反队”。
[4].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1965年11月—1967年2月24日）》（草稿），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1969年1月编写。“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是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前身。
[5].《曹荻秋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摘编》。
[6].《陈丕显、曹荻秋之流操纵上红总部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载于《红卫兵战地》红1号，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大批判小组主办，1967年8月6日。原件藏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7].原上海第61中学高中学生、上红总部工作人员张小坊的回忆录《难忘的岁月》，张小坊在2009年12月26日对金光耀、金大陆、李逊的访谈时还回忆说：这次会上决定了两件事：一是成立全市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总部”，二是成立全市大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
[8].《陈丕显、曹荻秋之流操纵上红总部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而据后来成立的另一个中学红卫兵组织“红西南”负责人屠伯森对笔者的回忆说，据他的记忆，第一条是“在上海市委领导下开展运动”。
[9].《上红总部正式成立》，载于“上红总部”与“上红大专总部”合办的小报《红卫兵》第一期，1966年9月16日。
[10].《陈丕显、曹荻秋之流操纵上红总部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事记》。
[11].金光耀、金大陆、李逊2009年12月26日对张小坊的访谈。
[12].韩烽火著《对文革初期的一些回忆》。
[13].这是听起草者、笔者的同学俞胶东回忆的，他是当时已经去世的原华东局宣传部长俞铭璜的儿子，松江二中高三学生。文革初期，笔者也曾听他讲起过这篇文章。不过笔者始终没有亲眼见到过。
[14].这个日期引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海工人造反派斗争大事记》（讨论稿），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办公室资料组编，载于《一月风暴》丛书1966年第一期，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一月风暴编辑部》。原件藏上海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收藏。
[15].以上资料引自1966年8月25日新华社报报道，以及金大陆主编的《上海青年志》，《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
[16].张治凡著《我所参加的一次抢劫》，载于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http：//wwwmjlshnet/Bookaspx？cid=4&tid=504
[17].以上材料大部来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五章，以及1966年8月25日、8月29日、9月29日的新华社报道。
[18].《上海地名志》，《上海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张绍梁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出版。
[19].《江青19660728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的讲话》，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02年出版。但据说，毛泽东在这段话后面还有一句话：“今后不许打人”，说毛泽东对删去最关键的这句话很生气。
[20].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1438页。
[21].金大陆、金光耀、李逊2009年12月26日对张小坊的访谈。
[22].树棼著《生死恋歌——周信芳与裘丽琳》，文汇出版社2003年出版。
[23].李逊2005年10月1日对原上海市红卫兵总部政治部副主任俞胶东的电话访谈。
[24].金大陆著《北京红卫兵在上海――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始末（1966910－930）》，发表于《史林》2008年第3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
[25].李宗陶著《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中对杨东平的访谈：《杨东平——积极的悲观主义者》，新星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26].以上材料主要引自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五章。
[27].《中共上海党志》：中共上海党志－特记“文化大革命”纪略，《中共上海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
[28].金大陆著《北京红卫兵在上海》。
[29].此表格和表格后的说明均转引自金大陆著《北京红卫兵在上海》。
[30].转引自宋永毅著《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刊于《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3期(总第78-34k期)。
[31].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60页。笔者当年也曾听到身为局级干部的父亲提及市委的这个“10条”，父亲并要求笔者和弟妹不要去参与抄家。
[32].《市委和市委宣传部顽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几个突出事例》，市委宣传部“一心为公”革命造反战斗小组在1966年12月18日市委写作班造反大会上的发言，载于写作班造反大会的大会特刊。
[33].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编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34].笔者2005年10月1日对原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工作人员、原上海松江二中高三学生俞胶东的电话访谈。
[35].转引自宋永毅著《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36].同上
[37].金光耀、金大陆、李逊2009年12月26日对张小坊的访谈。
[38].孙恒志著《从红卫兵到“反革命”》。
[39].张小坊著《难忘的岁月》。
[40].张延平著《“文革”我当上了“作战处处长”》。
[41].同上。
[42].转引自金大陆著《北京红卫兵在上海》。
[43].李逊对俞胶东的电话访谈。
[44].张小坊著《难忘的岁月》。
[45].这是笔者的同学，作家薛海翔当年听亲历者说的。
[46].这个回忆是笔者在网上看到的2008年《申城往事》，登在“心之桥网站”，网址http：//wwwzqlhcn/Indexasp，作者是原北虹中学66届初三（10）班学生，笔名海讯。
[47].李逊2006年年8月21日对原“上海红卫兵西南地区红卫兵”负责人、上海市第51中学中五学生屠伯森的访谈记录。
[48].这是笔者的同学、作家薛海翔2005年10月2日告诉笔者的，他在高安路上的家，文革前就是监测部门监测可疑电波的点，少年时经常有两个军人带着仪器来他家，在一间屋子里对着外面通宵监测。抄家后可疑电波消失多年之事，就是这两人文革中告诉他的。
[49].李逊对俞胶东的电话访谈。
[50].金大陆、金光耀、李逊对张小坊的访谈。
[51].以上资料均为李逊对俞胶东的电话访谈。
[52].引自《曹荻秋同志在市委会见北京南下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66年9月4日，载于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曹荻秋言论集》资料汇编第1集，新师大文革筹委会、物理系《五敢》联络部、化学系《挺进》兵团联合翻印，新北大《丛中笑》战斗组印，1967年2月，上海。
[53].传单《曹荻秋九月十八日的黑报告是一株大毒草》，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程绮华等，1966年11月16日。
[54].传单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1967年11月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55].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党委、有色金属总公司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7年10月编《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党史大事记》。
[56].《上棉十七厂十年动乱纪实1966年6月——1976年10月》，上棉十七厂1984年编写。
[57].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57页。
[58].同上。
[59].以上材料均来自未刊稿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编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五章。
[60].丁抒著《几多文物付之一炬？——1966年“破四旧”简记》。
[61].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105页。
[62].市教育局工宣队军宣队1969年1月26日《关于抄家钢琴的分配报告》，原件藏上海市档案馆，档号B105-4-325-4。
[63].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1994年编《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未刊稿）第103页。
[64].同上第58页。
[65].王力2001年著《王力反思录》第644页。
[66].吴德著《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第27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