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当其冲。玉佛寺所在的普陀区委领导得悉后，抢先派干部前往玉佛寺进行保护性“查封”。在“红卫兵”到来时，进行说服工作。整座古寺和寺内佛像以及珍藏的经书大部分方得以保存下来。这是“破四旧”浪潮中上海侥幸保存得最完整的寺宇之一。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龙华古塔也险遭劫难，8月25日，一伙红卫兵想用绳索拉倒龙华塔，幸亏庙中人员及周围百姓通宵守护，并悬挂巨幅政治标语于塔身，古塔方幸免于难。上海其他教堂庙宇和人文遗址则基本被砸：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静安寺、龙华寺、上海城隍庙
，近代优秀建筑徐家汇天主教堂、佘山天主教堂。等等，几乎无一幸免。静安古寺前的千年沸井被填没，庙里十八罗汉塑像统统被戴上高帽子；曹家渡三官堂的菩萨被扔进苏州河；佘山天主教大教堂的精美雕刻全被砸烂；徐家汇天主教堂哥特式尖顶和顶上的十字架被拉倒；教堂庙宇内的神像、经书、法衣全被焚烧。
宗教人员遭受侮辱批斗甚至殴打。上海教区主教张家树、上海天主教爱国会副主任陆薇读等73位神职人员和上层教徒，被强迫跪在徐家汇大教堂中，张家树等8人被戴上高帽子批斗；佘山大教堂的马神父被打死；杨浦傅家宅天主堂内修女被赶走。红卫兵还声称要“接管”庙堂或教堂。南市区的大同中学红卫兵接管清心堂基督教堂；卢湾区五爱中学红卫兵接管惠中堂基督教堂。
其他稍有文化内涵的建筑也遭到扫荡。黄浦江畔上海海关大楼顶端报时钟，报时音乐被改为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旋律。城隍庙豫园内上百年雕花门窗全被捣毁，豫园围墙上瓦片砌成的九条龙被限令一周内拆除；岳阳路上俄国诗人普希金纪念碑，建于1937年，1944年被日本侵略者拆除，1947年又重建，此次“破四旧”浪潮中第二次被砸毁；外滩市人委门前原汇丰银行留下的两座大铜狮子被移走；中苏友好大厦门前一对显示中苏友好的中苏人像，其中的苏联人像，脑袋被布包裹，身体贴上白纸，上书“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名人荟萃的万国公墓，所有名人墓碑全被砸毁，连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父母墓园也不能幸免，骸骨被从墓中挖出暴尸。其他公墓包括地处郊县的公墓也无一幸免，农民们用锄头铁搭刨坟墓，撬棺材，将尸首抛弃于田野；掘坟掘到的金银陪葬物，换成人民币，算作生产队收入。[16]
安闲舒适的西化生活方式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咖啡馆、西点馆门口被贴上“中国人不吃西餐”、“打倒外国货”等口号，因为吃西餐是外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方式”；著名西餐馆老大昌的高档面包、泰山饮食店的“掼奶油”等停售，店家收起威士忌、白兰地，买来筷子代替刀叉。中餐馆也逃不了被批判：沧浪亭的虾仁面被指“为资产阶级遗老遗少服务”而停售；一些餐馆取消营业员端菜上桌的服务，要顾客自己排队领取所点菜肴。百货行业经售的指甲油、玻璃丝袜、美容剂，与“资产阶级臭美”有关，也都不被允许出售。一个顾客于“破四旧”前在一家旧货店，预付款定了张雕有龙凤夺珠图案大床，届时商店不让提货，说必须先将龙凤敲掉。在一些收入较高的文化人或工商业者聚居的高档住宅区，公寓或弄堂口贴着大字报，限令雇主24小时辞退保姆。
银行门口被贴上“取消利息”、“没收千元以上存款”大字报，前往银行提款的客户统统被要求“报成分”，若是“资本家”或“小业主”，当场便被批斗。红卫兵认为“资本家拿定息和高薪是剥削”。定息是固定息率的股息，是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国家根据赎买政策给私营资本家和业主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支付给原企业主的；一些胆小的企业主见红卫兵来势汹汹，便很长时间不敢再去银行领取，变相放弃。南京路上“老介福”、“协大祥”、“丽华百货”的资方人员被同济大学、复旦附中红卫兵揪出批斗，前胸、后背贴上“剥削无耻”、“取消定息”的大字报，还被逼着当场签名同意“自愿放弃”定息。
私营企业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红卫兵说“公私岂能合营”？全市所有公私合营商店、企业，一夜之间全被摘下招牌。私人业主被强迫歇业。北京西路上有家私人开业的私营妇科诊所，玻璃窗、红木桌椅、处方本，被砸得一片狼藉。画家哈定开设在余庆路上教授绘画的私营画室，玻璃窗、石膏像、画架，全被毁灭性砸烂。
这股风很快刮到郊区，从8月24日到29日，不到几天，郊区的教堂、庙宇、道观、庵堂、公墓，稍有文化沉积的古物、古建筑，几乎全被砸光，社员家中的神仙祖宗牌位一扫而光。大部分农村人民公社改了名，换上时髦的东方红、红卫、红星之类新名字。[17]
许多学校的学生还焚烧书籍，将自己学校的图书馆藏书毁之一炬。
这场“破四旧”之狂潮对中国文化的破坏，比历史上任何一场天灾人祸或战乱都要彻底和无微不至。光是数不清的各类几百年牌楼、牌坊、石碑、木匾，就被砸得连一个都不剩，而文革前它们遍布上海周边城镇和乡村。上海郊县的松江、嘉定等古县城，都有千年以上历史，多少文物古迹，躲得了千年战乱，却躲不过“破四旧”，永远消失。
面对海啸般的改名风潮，市人委办公厅于10月5日，召开各区区长及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讨论群众提出的对区名、县名和主要路名的更改建议，多数人反对，说再看看，议而不决，最后不了了之。上海的路名就这样没有遭受大的反复。[18]
“红色恐怖”蔓延
北京“破四旧”中，对人身的最初侵犯是革“奇装异服”的命。上海也完全照搬：鞋子头不能尖，否则立即责令脱下，用剪刀剪去尖头，让鞋主光脚回家；裤腿不能小于7市寸，否则剪破整条裤腿；头发女不能披肩，男不能包头，否则剪去一络头发或干脆剃成光头。
北京破四旧很快转入对“牛鬼蛇神”的人身迫害。6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毛泽东“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7月28日江青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讲话中，又一次转达毛泽东6月下旬左右说的这段话。[19]8月初，北大附中批判北大工作队长张承先，红卫兵发起人之一彭小蒙上台发言后，下台走过站在那里挨批判的张承先前，突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解开腰带，抽打了张承先一下。这个动作，却没有受到在场的江青等人的阻止。红卫兵第一次打人行为，就这样在公开场合下，被中央文革小组默许和纵容。
但是各级党委还是有所顾忌，不敢放任学生随意打死人，各地政府都有干预学生的动作。于是，在红卫兵暴力高潮开始的8月下旬，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21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紧接着，又是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20]这种釜底抽薪、冻结社会治安系统的做法，使1966年红色暴行有恃无恐，愈演愈烈。而此时，各级党委和政府还没有失去权力和权威，完全可以制止日益蔓延的“红色恐怖”。但干部们不敢违背毛泽东意志，听任形势恶化。这是几乎所有共产党干部多年形成的行事方式：宁可对不起老百姓，也不能违背上级意图，更不用说违背毛泽东。文革前，不要说打死人，就是斗殴伤人，公安部门也会出面干涉，严重者会被拘留。但在1966年的“破四旧”中，本应维持社会治安的公安局或派出所却不见行动，默许了红色暴力的蔓延。
8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发布北京红卫兵上街“破四旧”新闻的当天，著名京剧艺术家周信芳的家被十几个红卫兵敲开。“是上海市第51中学和市二女中的十几个红卫兵，都是初中生，干部子女，而且大多是女孩子，但她们打人毫不手软”。[21]几个女红卫兵强行将周信芳9岁的孙女剪“阴阳头”，还当着孩子们的面，抡起带着铜扣的军用腰带，将周信芳的妻子和儿媳妇打得昏过去，将周信芳家的狗打死。9岁的女孩子被吓得精神分裂，从此再也没能痊愈。[22]
8月初的上海，“斗鬼风”主要还是侮辱人格，虽有打人现象，但大多还不是往死里打。而在上海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几乎同时，一些北京红卫兵南下上海串连，将北京打人风带到上海。这些北京红卫兵甚至还没到上海，就在火车上寻找供他们殴打的对象：勒令“地富反坏站出来”，若真有胆小者站出来，他们就对这些1949年后的贱民一顿暴打。8月下旬后从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到上海站时，经常能看到从车上抬下的挨打者。[23]一些到上海的北京红卫兵们一再指责“上海太手软，让我们打几个牛鬼蛇神给你们上海人看看！”言传身教地向上海红卫兵示范如何将人往死里打。而上海学生中，打人最厉害者是中学红卫兵。他们到街道和派出所索要名单，按图索骥将人抓到私设的公堂殴打。
从现在所能看到的资料，上海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者，是上海县梅陇公社朱行大队的一个“地主婆”。8月27日，3个北京红卫兵到那里，“把6个地主，一个投机倒把分子，3个地主子女捆绑起来，双膝跪在砖头上，头低下用长板凳压住”，“由北京两个学生带头用鞭子打”。结果打死1个妇女，打伤2人。[24]这是北京红卫兵第一次向上海的红卫兵展示他们的残暴。以后成为著名社会学家的杨东平，那时是上海中学学生，亲眼目睹了这场惨无人道的拷打，而且打人者还都是女学生，是北京第28中学的3个女红卫兵：
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北京女红卫兵是在附近农村的一户“地主”家，她们让“地主婆”跪在一块砖上，用北京话骂，用皮带抽。人要是反倒了，让她再跪上去，继续打，就听惨叫声，还看见血淋淋，我们谁也没有见识过这种场面。[25]
9月6日，地处徐汇区的上海第51中学红卫兵，在中山医院一个副院长家批斗他80多岁的母亲，说她是“地主婆”，将其殴打成重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9月10日，东南中学红卫兵往黄埔区沈家弄的一户居民家贴大字报，说她过去有“投机倒把”行为，她不服气，发生争执，红卫兵就将她吊起殴打，次日又拖到沈家弄小学绑在旗杆上继续殴打，当日晚上10时，人被活活打死。9月17日，“上红总部”几名红卫兵通过黄埔区龙门路派出所，找到3个“坏分子”，押到“上红总部”殴打，其中一人被打了一整个晚上，直至打死。9月17日，地处徐汇区的上海市第54中学，6个红卫兵用带钉木棍、鞭子和扁担，毒打一名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的妇女，说她不老实交待在单位里偷看内部报纸《参考消息》之事，将她硬灌大量凉水后踩肚子，当场折磨死，又将其母亲也打至重伤。[26]第51中学和54中学，都是上海干部子女较多的学校，这些打人者中带头的，许多是自恃出身优越的干部子女，也有工人子女。
据统计，从1966年从9月1日起，至9月25日，上海市区489所中学中，有361所学校红卫兵发生打人行为，被打者达1万余人，其中打死11人，打伤961人。[27]而同时期的1966年8月下旬至9月底，被红卫兵驱赶出北京市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达8.5万多人，全市被打死1772人，高于上海160多倍。[28]据一些当事人回忆，上海的许多打死人事件，都有北京红卫兵参加，而以北京红卫兵为主的打人事件还要多。佘山大教堂的马神父、原国民政府驻法国肖姓参事等，都是被北京红卫兵活活打死的。
“破四旧”是上海继“斗鬼风”之后的第二次暴力高潮，由于这两个高潮几乎相连，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高潮。“斗鬼风”中的被斗者主要是“学术权威”，“破四旧”中的被斗者则是共产党执政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对象。据文革后的学者根据1966年10月上海市委编印的《文化大革命动态》统计：
上海各区中学、财贸、工交、地区系统体罚情况统计表（6月1日至9月30日）[29]
说明：
1、“其它”一栏的人员分类情况为“里弄干部、居民、小业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