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其它－死亡数”一栏中的“5人”，具体为“旧官吏1人，反革命子女1人，道士1人，职工家属1人，里弄生产组成员1人”。此处“死亡数”为殴打致死。
3、“受伤数”一栏总人数为十个区的统计。分类情况缺少闸北区的数据。
4、“被剃头数”一栏总人数为十个区的统计。分类情况为杨浦、徐汇、卢湾、南市等四个区的数据。
由表可知，在整个遭受体罚的人群中，除了运动初期就被各单位定为“重点对象”的，“四类分子”（占受体罚总人数的22.8%，下同）、“资本家”（15.6%）和“社会其它人员”（18.4%）均为重点打击对象，且死亡数、受伤数、被剃头数圴为佐证，例如“四类分子”的死亡数为殴打致死总人数的45.5%；受伤数为24.8%；被剃头数为26.3%，在各人员分类中均列高位。
红卫兵的暴力行为得到来自中央决策层的支持。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1966年8月下旬一系列讲话，更是为红色恐怖推波助澜。谢富治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8月下旬他在甘肃、陕西、湖北省和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甚至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30]谢富治这些讲话，撤去了本应保护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后屏障。
有组织的全市性大抄家
“上红总部”还在筹备阶段，北京的抄家风已经兴起。但上海市委对整个“破四旧”，始终持保留态度。8月23日，北京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消息刚经《人民日报》刊登，8月24日市委书记处便连夜开会，作出规范意见，第一个内容便是“不要抄家”，此外还有不要破坏公物，不要破坏文物，不要去搞外侨，不要在马路上强迫脱鞋子、脱裤子，不要拦轿车，允许市民乘坐三轮车，不要破坏建筑物，不要烧图书，不要烧档案，保护图书，等等，共有10条，口头通知各区、县、局党委党委宣传贯彻。[31]
但没几天，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高度赞扬抄家，抄家成为时代最强音。市委只得再加上“随便”两字：“不要随便抄家”。不过前一天，8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另一篇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于是，上海的广播电台对前一篇社论只广播了7次，而后一篇社论，却播送了33次。[32]曹荻秋还要求干部们尽可能地维持秩序，“在一天内制止下来”。上海市委这个“10条”以后被来上海串连的北京红卫兵一再指责，说是阻碍运动的“臭10条”。张春桥在在北京听说曹荻秋制定10条，也打电话来批评市委，说“不要作束缚群众手脚的规定”。[33]
8月29日至9月3日，上海第一次大规模抄家，其中有组织连续抄家达3天。当时“上红总部”还没有成立，一个市一级类似领导小组的机构，领导了这3天的全市性抄家，领导者都是些中学红卫兵，其中不少人不久成为“上红总部”成员。抄家行动时，他们分管各区；下面如抄出重要物质，或与被抄家者发生冲突，随时与他们联系，警备区向他们提供了汽车，他们可以迅速前往处理。[34]这次抄家是在上海市委默许下进行的，市委甚至是幕后实际组织者。市委从原先的不赞成抄家，到组织和引导抄家行动，显然是想将红卫兵的抄家行动尽力规范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
抄家名单大多由公安局、派出所和街道党组织提供。在此之前不久，公安部长谢富治，在8月下旬的一次北京公安局干部扩大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35]直到9月2日，由于打死人太多，中共北京市委才发布《关于制止一切打死人现象的紧急通知》：“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从现在起一律禁止提供所谓流氓分子名单，违者要受纪律处分。除现行犯外，五类分子的名单，也不要向群众提供”。[36]
上海这次大抄家，市区10个区的抄家名单，全部汇总到那个市一级的抄家领导机构，当时的一个参与者回忆，这些抄家名单都是各派出所提供的：
这些抄家名单，每个人都有一份材料，全是群众的检举揭发，主要是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的，还有什么被认为是反革命的人、被释放的旧军警和国民党将校以上的高层人员，还有解放后群众举报的私藏武器和电台的特务，等等。“地富反坏右”倒很少，没有著名人士。有资本家，但大都是被认为和敌特势力有联系的资本家。所有这些材料，全是解放后到文革前夕这许多年的举报，由派出所整理的。
为什么我当时会觉得是派出所整理的，因为这些资料全部都是打字机打出来再油印的，没有一张是手写的，而且纸张很白很新，看上去都像刚打印出来的。那个年代，老百姓家根本不会有打字机。所以，给我当时的感觉，这是上海市公安局为配合红卫兵的抄家行动，统一部署各派出所，加急整理出来的。每份名单下面都敲有派出所的图章。
我印象中，那三天绝对没有大量抄资本家的家。至于有没有抄知名人士的家，我不太清楚，因为当时我的注意力都放在敌特嫌疑上。而且给我的印象，市委也是将重点放在敌特嫌疑上。当然，之后的抄家，就开始抄资本家的家。不过，那些抄家就不是我们统一指挥的了。[37]
另一个当年的红卫兵几十年后也回忆说，抄家名单是政府给的：
我们抄家的名单，大都是街道里委和公安局提供的。徐汇区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来找，让我们帮助破案。他们布置我们去抄嫌疑人的家，公安穿便衣夹在里面，关键时出面审问嫌疑人。我记得用这个办法查了两起案子。一起大概属于“特嫌案”。[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