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的对象“主要是解放后由群众揭发、举报的敌特嫌疑对象，还有被捕判刑后释放出来的国民党中高层军人、将领”。[39]这一类人的名单都由公安局提供：
抄家名单都是公安局给我们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红五类”，公安局就是给我们一个名单，怀疑哪个地方有敌特的嫌疑，或者有海外关系的资本家，我们就去抄他们的家。公安人员穿着便衣等在下面，我们抄到的东西也都交给公安局，而且是要登记的。[40]
各区名单集中后，再按区分下去；同时分下去的还有地图，由警备区提供，是五万分之一的军用上海地图，很详细，哪个弄堂是死路还是活路，都标得很清楚。[41]这些抄家名单是上海市委要求公安局系统提供，还是公安局系统自己根据谢富治讲话执行？目前还不得而知。而负责上海公安工作的市委书记梁国斌，在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串联时，曾经说过“可以向红卫兵提供一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名单，让他们去抄家”，[42]也可间接证明上海抄家名单至少是在市委默许下提供的。
一个当事者还回忆，“上面”对此次抄家作了规定，如必须留出与周边群众同等生活水平的家用物品，如热水瓶、被子、锅碗瓢盆等，以及现钞、存款、粮票等，都有很详细的数目规定；如果遇到反抗马上汇报，不许武斗，等等。[43]
大抄家的第一天晚上，市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和红卫兵一起坐着吉普车巡逻，时刻准备哪里出事便马上赶去处理。[44]
趁红卫兵抄家的机会，有关部门还让红卫兵出面干他们不便出面干的事。据说监测部门过去在一些地段，长期发现可疑电波点，有的可疑点在多户居民混杂的房子里，碍于法制不能挨家上门查抄。这次抄家，有关部门便要求红卫兵对可疑点的一幢或几幢房子进行抄家，甚至安排人亲自查抄。据一个当事者回忆，他当年听参加过这类抄家的“上红总部”纠察队负责人说，曾看到一些成年人直接参与抄家，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带着袖章，看上去像红卫兵，但有的人年龄明显大了些，便戴着口罩。他们抄家挖地三尺，破墙凿洞，内行得很。[45]上海虹口区北虹中学的一个学生文革后也回忆说，他们学校当时曾几次被要求“抽调一批可靠红卫兵”，以抄家为名，对公安局内部掌握的敌特嫌疑对象进行搜查……规定了纪律，如不准透露是公安局带领抄家的，只能叫公安局带队的人老师，还不准对外人提起被抄的对象，查抄中不准打人、砸东西、所有查抄物品都要登记造册，由被抄人本人签字和居委干部签字才能带回来等等。而且，所有的抄家都是在夜间进行，公安局还为我们的行动配备了卡车。其中一家被抄对象在和平公园附近，公安局怀疑那家有秘密电台，结果什么也没有抄出；另一家是49年前开首饰店的老板，怀疑他家隐藏黄金等大量贵重物品，结果果然抄出大量金条金砖甚至夜明珠。[46]
此类有关部门让红卫兵出面干他们不便出面干的事还有许多。例如上海市第51中学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那些日子接待过几个成年人，自称是公安局的，给了他们一份十几人的名单，都是住在徐汇区的；来人说这些人在中国人民银行租有保险箱，存放的可能是敌产，或是其他什么东西，甚至可能是武器，希望红卫兵小将去“破四旧”。但这些保险箱必须同时使用两把钥匙才能开锁，一把在银行手里，另一把在箱主手里，“我们不好出面开锁，你们红卫兵小将出面”。红卫兵根据提供的名单去到这些人家，要求交出钥匙，所有人都以种种原因推说钥匙不在或找不到。于是红卫兵将他们带往银行，要求银行强行开锁，并由箱主支付10元开锁钱。结果，开出来的全部都是外币或黄金，没有武器电台之类。这些资产都当场在银行“就地上交”，物主不敢表示任何异议。[47]
全市性大抄家还真抄出了十几部发报机，有个发报机是从棚户区里抄出的。那些原先测出可疑电波的点，有些挖地三尺也没有抄出发报机，但有些可疑点确实抄出发报机。而且自从这次抄家之后，全市可疑电波全部消失，整个上海的上空安静了好多年。[48]
高安路19号是不公开挂牌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宣传部。小院隔壁是情报研究所，也没挂牌。19号对面的一幢小院，房主出国，房子长期空关着，可屋子的阁楼上居然架着一门炮，对着19号宣传部，下面箱子里还有两枚炮弹。[49]
还抄出不少武器：长短枪、机关枪甚至六零炮。全市共抄出3万多支轻重武器，从迫击炮到手枪，到好几箱黄油都没擦干净的步枪。[50]现在看来，那些抄出的武器，有些可能只是共产党执政后收缴民间武器时没有上交的私人武器；那些发报机，有些可能只是早就废弃的商业电台。但是，抄家后可疑电波消失，说明还真是曾经有过正在使用的政府控制外电台。
“上红总部”成立后，曾打算将抄家花絮登在《红卫兵》报上，市里没同意，说许多事是保密的。“上红总部”就在自己办公楼下办了个“红卫兵抄家成果展览会”，展出抄出的枪支弹药和电台，以及黄金等物。[51]
曹荻秋9月4日一个讲话说，“上海的红卫兵抄了五千家”，[52]这显示，9月4日之前，上海被抄家5，000户。1966年9月18日曹荻秋在全市区县局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关于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报告，在汇报“文革战果”时，曹荻秋说上海搜出黄金48万两，“是北京的10倍”，“北京好像动得比上海厉害，但上海成绩比北京大”。[53]10月，曹荻秋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将红卫兵抄家作为上海文革战果汇报。后来造反派说，上海市委这是将文革的“破四旧”成果“据为己有”。[54]
抄家风潮愈演愈烈
三天大抄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都回忆说，最初公安局、派出所提供的抄家名单中，没有社会知名人士或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基本都是资本家、小业主，还有长期被有关部门怀疑是“特务”者。市委通过公安系统影响红卫兵的抄家行动，固然有趁机将他们一直怀疑的对象抄家，但更多的应该是希望尽量将红卫兵的抄家行动控制在各级党委手里。
但事实上，全市性大抄家起了示范效应，以后的抄家根本不可能被控制约束，紧接着全市抄家不断，而且即使在那三天大抄家中，绝大多数知名人士也还是被本单位职工或本地区红卫兵、居民抄家，市委根本无法阻止。参加这场全市性大抄家的，不但有各中学、大学的学生红卫兵，而且更有成年人组织的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兴起的最初期，在职职工也学着学校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以后不久，因中央不赞成，红卫兵成为纯学生组织。
这些成年人的红卫兵组织，在单位党组织的策划或默许下，对本单位“牛鬼蛇神”抄家。文革结束后，许多工厂、工业局编印的“文革大事记”或“党史大事记”中，对此都有记载。8月30日晚上，光是冶金系统各单位就出动五六千名职工红卫兵，冶金局直属单位共有900多人被抄家，其中局机关53人。[55]工厂的职工红卫兵组织也对自己厂的“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组织抄家行动。例如国棉17厂，8月31日至9月1日两天，全厂出动400多名由干部和工人组成的“红卫兵”，对34名“重点对象”进行抄家。[56]没有工作单位的自由职业者，也难逃抄家之劫，如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就是被自己所住地区的房管所职工红卫兵抄家，接着又被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抄家，不甘凌辱，于9月3日凌晨双双自尽。
上海第一批被抄家的对象中，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黄赤波也在其列。当时上海对各级干部的批判还在市委的控制之下，批判干部尤其局以上干部要得到上级党委批准。黄赤波是文革初期最早被市委抛出的局级干部之一，8月23日晚，市公安局文保处的干部王维章，带人去抄了黄赤波的家。王以后成为公安局系统的造反派负责人。[57]以维持社会秩序为责任的市公安局的局长尚且自身难保，普通市民更难逃劫数。不久市委进一步失去对全局的控制能力，抄家之风更加蔓延。抄家对象，开始是“牛鬼蛇神”中的一部分：“黑六类”，即地、富、反、坏、右，再加上资本家（实际上还有小业主），以后很快波及党政领导、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作家演员等著名文化人士、学校教师，等等；几乎波及所有的“牛鬼蛇神”；有的单位凡带“长”的全部都被抄家。
市人民银行不论共产党执政前后，凡曾担任过银行正副经理、襄理者，都在被抄之列。商业一局更提出：“抄错是方法问题，不抄是立场问题。”静安区抄家1.78万余户，占全区总户数的14％，其中被抄家最多的是威海、延中两个街道，各占总户数17％多。海运局到1966年10月底，共抄144户，其中机关干部18人，船长20人，轮机长7人，大副21人，二副7人，大管轮3人，二管轮3人，三副和三管轮以下工人65人。全市文化宣传系统1.1万名干部中，被抄者2，421人，占22％。[58]
上海是中国民族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被抄家对象也最多，知名人士如刘念智、郭琳琪、荣漱仁（荣毅仁之姐）家被抄。全市6万多工商业者统统被抄家，无一幸免。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更是红卫兵抄家集中目标，作家巴金、书法家和诗人沈尹默，以及演员赵丹、白杨、京剧演员童芷苓等等，上门抄家者络绎不绝，这帮去了那帮来，甚至时常发生两群抄家者在同一时间上门的情况。抄家株连名人子孙后代。黎元洪儿子、段祺瑞侄子、袁世凯孙媳妇等悉数被抄。上门抄家的不仅红卫兵，还有单位造反队。抄家者挖墙洞、砸橱柜，上到房顶，下至地板，角角落落都抄彻底。更有“毁灭性抄家”，不仅拿走东西，还将未拿走的东西肆意破坏。有的家庭，被抄家后接着又被强占房子，“扫地出门”，失去栖身之地。[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