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黄金时代跌落

有时我会问自己，我们从哪个时刻开始不再相信未来了？从哪个时刻，我们绝望到要说，要么离开这个国家，要么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是在阴影里出生的。我们是在希望中出生和长大的。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一直在怀念的2000年代，几乎每个人都有黄金年代症候群。回望过去，我们眼见城市迅速地扩张，高楼拔地而起，地铁越铺越远，获得第一台电脑，连上宽带，学校鼓励我们学英语、参加奥数竞赛。每个人都在急速狂奔，我们相信，只要跑得够快，就会跑向更好的明天。

话剧《红马甲》剧照

家长每天告诉我们要好好读书，“知识改变命运”，老师告诉我们考上一所好大学，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城市里的广告牌写着“奋斗十年，买房圆梦”，于是我们拼命考级、考学，将每一段青春都投资给了“未来会更好”这句话。

我们不是盲目乐观，而是确实在身边的人身上看见了回报——我们之中有人通过高考走出山村，有人靠程式设计买下人生第一套房，有人读完研究生进了大公司。那时的中国，像一架刚刚进入平流层的飞机，轰鸣而稳定，令人振奋。我们在里面，像乘客一样，虽然紧张，但相信飞机不会坠毁。

许多年后，当我读到一段昭和日本的回忆录，知道了里面的人也描述了类似的黄金时代。他们说，那时候家家户户在新筑住宅里开冰箱喝汽水，父亲穿着西装搭电车上班，母亲在百货公司工作，孩子放学后学书法、打棒球，人人相信日本正在一步步走向世界第一强国。

日本的黄金时代，图自CO肥皂箱

那段文字让我震惊，因为它看起来就像是我们小时候看到的中国。我们甚至相信经济的发展能带来政治的民主，我们会走向更好的未来，以为那样的时代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没有人告诉我们，原来这一切都是会崩溃的。

信心的消失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不好说，是从当大学文凭变得廉价，研究生变成基本门槛的那一刻吗；是当我们发现买房不是上岸，而是深陷债务的开始吗？是目送身边的朋友一个个“润”出国，只留下我们守着一个越来越拥挤、越来越沉默的城市的时候吗？

我们曾经相信的东西，一个一个地失效了，旧日之城不是瞬间崩塌的，而是慢慢地、无声地松动——就像墙体内部被掏空了，只剩一层精致的涂料。

原本我们以为房子是安全感的来源，现在它成为我们无法承担的负担，以为努力会带来回报，现在却变成一场没有出口的内卷竞赛，原本以为社会会给奋斗者一个公正的结果，但现在，运气与出身的决定性远远压过了知识与诚意。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是垮掉的一代，但我多清楚的知道，我们没有变懒，也没有变坏，只是开始不再相信曾经的承诺。那承诺是：只要你够努力，就会有一个体面的明天。现在我们知道，不是这样的。

失去信仰的人，往往不是立即崩溃的，而是会找一个地方，把这份失望藏起来。而就连我有时候也会在夜里刷短视频，一个接一个，并不是为了写这篇文章才开始的，我想说我也喜欢看着那些跳舞的人、讲段子的人、唱歌的人，我想用他们的喧闹暂时淹没我内心的空洞。

如果我们低着头，继续走，假装这条路依然通向光明，我们真的能走向那个明天吗？我不知道，承诺的明天没有来，从黄金时代下坠，醒来后，眼前真的只剩下一地碎片。

六、谁把我们推向虚拟？

我们总以为自己是自愿进入虚拟世界的。但当我回头看，发现我们其实是在一条早已被规划好的路上，被一步步引导著，推著，甚至某种程度上，被温柔地推入一个没有出口的房间。

我总是会想，我们为什么会那么依赖短视频？为什么会一边嘲笑团播的俗气，一边又忍不住地点进去看？为什么会在现实一无所有的时候，选择在虚拟世界里刷存在感、找慰藉、拼流量？这些问题，不能只从个人选择的层面来理解，它的背后，其实有一整套有意无意的引导。

团播主播的线下公演

在中国，当一个人陷入现实困境时，他能做的选择是有限的。他不能随意发表观点，不能轻易质疑政策，不能在新闻评论区说太多真话，也不能通过选票改变什么。真正属于个人的、自由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而这种空间的压缩，往往会被“娱乐”包装地漂漂亮亮。

短视频平台就是在这种语境下迅速崛起的。它没有意识形态的对抗，没有价值辩论，也不需要逻辑与证据。它提供的是情绪，是即时的反馈，是无需思考的快乐。它就像是一种压力释放装置：当你受够了现实的沉重，打开手机，就能进入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的“轻盈的空间”。

但我们往往忽略的是：这个世界不是中立的。你刷到的每一个段子、每一条跳舞、每一场直播，其实都是被精密设计过的。算法知道你喜欢什么，也知道你在哪个深夜最脆弱。它不关心你是谁，只关心你停留多久、点了几次赞、花了多少钱。它不是为你服务，而是利用你存在的裂缝，反复钻入并扩大它。

这一切其实和官方媒体体系的收紧是同步的。新闻越来越雷同，评论越来越审慎，公共讨论越来越变成空洞口号。于是短视频就被默认成了一种情绪泄洪池——一种比抗议更安全的出路。你在上面跳舞、哭泣、唱歌、晒猫、模仿校园恋爱情节，却不能对这个世界问一个真正的问题。它让你说话，但只允许你说不痛的那种话。

这并不是巧合。它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一种不需要镇压、也不必动用言词，就能安抚、麻痹、分化群体的方法。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景象：当新闻热搜上只剩流量艺人与翻车剧情，当公共话题都变成娱乐话题，当青年人用打赏表达认同、用短视频表达哭泣——这个社会其实已经成功地将“发声的欲望”转化为“流量的消费”。

我不是说娱乐有原罪。我们都需要喘息，都需要逃离。但当“逃离”成为唯一能做的事，而所有“回应现实”的出口都被堵上时，那么这场虚拟的狂欢就不再单纯是娱乐了，它变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集体麻醉。

我们不是不想问问题，是我们学会了不去问，不是没有人想改变世界，而是太多人已经被训练成只会换一个视频继续看下去。

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些让我们沉默的东西，不一定是恐惧，也可能是一条条好看的、好笑的、充满滤镜的短视频。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们是真的快乐吗？还是只是学会了如何看起来快乐？

我们活在一个高压的系统里，被要求努力、上进、正能量，却发现努力没有结果，未来越来越小，选择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境中，短视频与直播提供的不是娱乐，而是一种替代性的回馈结构。心理学上称之为“即时正向增强”：一个人说话、做出行为后，马上得到积极反馈，会强化他继续参与的欲望。平台经济就是这样设计的——它不是让你看到世界，而是让你习惯被世界看见，哪怕那个世界只是流量幻影拼成的假象。

而我们甘愿参与，除了被设计与引导，更是因为太久没被真实的世界好好对待了。当简历一次次石沉大海，努力工作却永远买不起一套房，当你考了两次研，依然找不到工作，当你说出真话被删帖，说出牢骚被举报，你就会明白，原来那条虚拟直播间里“有人叫你一声大哥”的回应，比现实里那些无声的拒绝，更让人觉得自己还活着。

当整个社会的正向出口越来越窄，我们就会转向那些看似轻盈的道路。而平台与系统，只需要提供一个“让人愿意沉浸”的舞台，其余的，就交给人们自己完成。不是我们非要参与这场狂欢，而是其他的门早已关上。

当一切真正的选择都被收回，留下来的“自由”也只是幻觉。但我们仍在这场幻觉中跳舞，因为跳着，至少还像活着。

七、这场狂欢的尽头是什么？

我曾以为，我们只是暂时疲惫了，所以选择在虚拟中休息；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可能早已不相信现实能给我们任何东西了。

这场狂欢，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不是因为人们会觉醒，而是因为幻觉本身也有代价。当你长时间沉浸在一个用流量制造存在感、用排名模拟尊严、用打赏维系关系的世界里，你迟早会发现——那里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那些光影、音效、关注与赞，终究无法兑换成真正的安全、陪伴与未来。

你会刷到千万次重复的舞蹈和喊话，会发现自己情绪再起伏，也无法换来真实的改变，你会看到无数人用尽力气维持热闹，却越来越空心，你会发现，你再也记不起上一次真心期待明天是什么时候，你会醒来——总有一日。

狂欢的尽头，不是灾难——如果是灾难的话反而干脆，毁灭之后总归有重生的希望；它是疲惫、失落的沉寂与缓慢的散场。人们从热烈中撤退，回到无声，像是从一场做了太久的梦里醒来，发现自己还是在原地。

平台会被新平台取代，流量会转移，算法会更新，主播会被淘汰，观众会老去。但那个被忽略的现实，始终没有离开过我们。等着你刷完最后一条短视频，关掉手机，发现冰箱里没有东西，微信没有消息，未读的简历仍然没有回音。

我其实不知道这场狂欢会以什么形式结束。也许是下一轮经济衰退，也许是平台规则的崩塌，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只是我们集体沉默，再也无力笑出声。

但我想说的是：我们难道不值得吗？我们难道不能作出行动，醒过来，一同追求真正的改变吗？我们是不是可以拥有更好的制度，更可期待的未来，和更值得投入的生活呢。但如今我们被推入了这场热闹的、疲惫的、令人上瘾的狂欢里，被鼓励沉迷、被要求沉默、被预设只能留在这里。

当我们在狂欢的高潮中大声笑着，那笑声的背后，一定是一整个世代无法说出的悲伤。

世界在下沉，中国在狂欢。我选择用这句话作为标题，不是想要做一个绝望的宣判，我想用这句话提醒彼此不要忘记现实的。因为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这场狂欢的本质，我们才有可能停下，才有可能从虚构中退场，重新站上真正的土地。

我们还可以做一点什么。比如说话，比如记录，比如回望那些还没被清除的真实，比如彼此靠近。就像你写下一篇文章的时候，总还是会想着：也许有一个人，正在阅读，也许那个人，会因为这句话，而觉得没有那么孤单。

我们不必马上拯救世界，也不必假装乐观。但我们至少可以选择：不从虚构里逃避自己，不让沉没的世界吞没我们彼此的声音。哪怕只是一次真实的对话，一次愿意聆听的凝视，一段在平台之外、短视频之外、流量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那也是一种微光。

那是下沉中的坚持。那是狂欢中的清醒。

那是活着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