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0年代起，房子不只是商品，更是一种信仰的容器。它装满了中国人的一切焦虑与希望。人们要先买房，才能够谈婚论嫁，家长们把房子当成一生积蓄的寄托，政府把房子当成地方财政的命脉和政绩的来源。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中国人努力一生为了上岸。在现在，上岸可能意味着考上好学校，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以前，努力的尽头很简单，可能就是一套房。过去的二十年里，买房＝上岸，这一逻辑无比稳固。它是城市化的动力来源，也为家庭带来方向。它甚至成为维系国家稳定的社会契约——只要你还相信房子，社会就不会崩溃。

然而泡沫终将破裂。2021年，随着“三道红线”政策出台，房企的资金链断裂如多米诺骨牌般迅速蔓延。恒大爆雷，碧桂园负债千亿，数以百万计的预售房烂尾。买房者怒而停贷，楼盘杂草丛生，城市天际线变成了未完成的梦。

这不只是经济事件，更是一种信仰危机的爆发。当我们发现：连“买了房都不一定能拿到”的时候，对这个社会的基本信任就崩溃了。

中国房地产的本质从来不是“住”，而是“炒”；它是一场庞氏游戏，是对未来信心的赌注。一旦信心失控，房子就从资产变成了负担，从避风港变成了深坑。

房地产神话的崩塌，不只伤害了购房者，也摧毁了个体对“资本努力论”的信仰。当房子跌价，贷款还在涨，当政府无力兜底，市场冷漠无情，人们就会开始怀疑这么多年的努力为了什么，意识到资产不是努力的回报，而是上当的工具。这种怀疑不会只停留在经济层面，它会蔓延到整个价值体系中，成为一种慢性失望：人们会不再相信努力、不再相信制度也不再相信未来。

我想到社会学中有一个“空心人”的概念，这些人是失去目标感、意义感与信任感的存在。中国当下，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变得空心。

我们见证的是一场资本神话崩解后的价值真空，成功变得无比困难，回报难以获得，国家叙事总是破碎得像广告标语一样空洞——人们只能纵身跃入短视频与直播间，把眼泪换成笑声，把痛苦变成礼物刷屏，把“崩溃”化为表演。

有人说从泡沫走向空洞，是从繁荣变成贫穷，但我想说，不是的，应该是从相信变成沉默。

四、静默的冰河和狂热的火海——日本的泡沫经济时代

总有人会说，日本过去经历的泡沫经济破裂，就像是现在中国社会的预言，不过在我看来，在情绪轨迹上还是不同的，一边明显更安静，另一边则更狂躁。

1991年，伴随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地价崩跌，日经指数从近四万点一路下探，数以百万计的家庭资产一夕蒸发。银行坏帐、企业倒闭、自杀率上升，社会进入“失落的十年”在这场灾难里，日本人的情绪反应却格外内敛，甚至压抑。与当下中国的“直播狂欢”、“团播打榜”、“全民短视频沉浸”相比，这场崩溃显得格外安静。

1985年—1995年日经平均指数变动简图

两个亚洲大国，在资本神话破灭的同一条时间曲线上，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情绪轨迹：一个选择沉默，另一个选择喧哗。

1990年代的日本，进入了一场广义的“社会抑郁”状态。那是一个看似平静却四处裂缝的时代。和中国相似的，大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就职冰河期”诞生，大量中年人被裁员，终身雇佣制度瓦解。年轻人开始不婚不育，“草食男”“家里蹲”成为主流词汇。伴随着这样的情况，奥姆真理教、地铁毒气事件与经济虚无主义交织，动漫与御宅族文化爆发式成长，虚拟与怀旧成为一种精神出口。

这是典型的内向性崩溃：焦虑向内收缩，产生个体化孤立，表面上的“克制”，是一种对现实失控的静默抵抗。从《新世纪福音战士》到村上春树小说，90年代日本文化几乎都是对这场失语的集体心理描写。

而当下的中国，泡沫尚未完全破裂，但社会信心已在消解的深渊边缘徘徊。面对同样的资产幻灭、上升无门、制度失效，中国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心理表现——不是沉默，而是沸腾。抖音、快手、B站爆炸式增长，短视频占据国民绝大部分注意力，团播直播成为城市边缘青年、无业人群的“舞台”与“出口”。打赏经济形成倒金字塔式流量分配，极少数主播赚钱，多数人沉迷参与，人们沈迷于表演式社交和碎片化的情绪表达，执著于比拼虚拟人气，而不是实际的生产与学习。

这不再完全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一种群体性幻觉的参与。不是没有意识到社会在崩塌，而是选择在崩塌中共舞。这是一种外向性崩溃：焦虑向外投射，转化为表演与参与，营造出持续热闹的假象。

我们似乎能从两个国家的不同之中瞥见一种制度性的差异。

日本的自由制度没能阻止崩溃，但容许人们“诚实地崩溃”，中国社会则倾向于制造“看似没崩溃”的景象。在文化方面，日本有“失语文化”但不压制言论；中国对“发声”的高压，使人们将焦虑转化为“娱乐形式”来自我掩盖。日本的虚拟文化是一种补偿性逃避，中国的虚拟文化则是压抑下的唯一安全表达方式。

在日本，房子跌了，人默不作声，在中国，房子还没跌到底，人已经在直播间里唱着歌跳着舞——我们不敢静下来，因为一静，就会听见破碎的声音。

我们用最喧闹的方式，来避免面对最深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