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写在如今这个幻觉年代里的文章。今天，我们沈迷于短视频，团播，其他虚拟的一切，直播间里的喧闹掩盖了街道的沉寂，当这一切成了我们唯一的慰藉，我不禁怀疑起了那些“努力就会有未来”的信仰，是否早已悄然崩解。让我们从一场虚拟狂欢的场景出发，追问一个我们都回避已久的问题：当世界下沉的时候，我们还能怎样活着？

一、团播、打赏与虚拟狂欢奇观

凌晨两点，深圳龙岗区某栋居民楼的出租屋里，灯已经熄灭，只剩下手机屏幕闪烁著蓝色的光。青年小伟缩在床边，地上放着吃完的外卖盒。他刚结束一天的快递分检工作。冲凉完毕后，坐下来打开抖音，他一天中最期待的娱乐活动便从此开始。

某个团播直播间

他进入的直播间里，十几个年轻女孩身穿彩色亮片，包身短裙，虚拟布景摇晃着，她们跳着统一的舞步，背后拉着横幅，上面写着“年度百团争霸赛”。她们口号整齐地喊：“感谢家人们的礼物支持！左下角的点赞帮忙走一走！”屏幕右侧，礼物特效疯狂闪烁，飞机、城堡、鲸鱼，一个“超火”打赏价值300元，刷一次就能让名字悬浮全场。

小伟也刷了一个小爱心。0.5元。他知道这钱毫无意义，但那一秒他真的被注意到了。萤幕另一端，有人笑着对他喊：“感谢小伟哥哥的爱心～”

一间房，一部手机，一张脸。透过数字，你仿佛可以看见数以千计的人们。他们沈溺于此。或孤独，或疲惫，他们不敢想像未来的事，但此时此刻，对他们而言，直播不仅是娱乐，而是发泄的机会，热闹，疯狂，这让他们上瘾，他们从这个窗口出发，完成是一场可控的精神出走。

这不是个案。截至2024年12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10.40亿人，使用率高达93.8%，人均每天刷短视频156分钟。

根据2023年的报告，中国短视频用户已达10亿，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小时。中国内地网红经济规模已经突破每年7万亿元人民币，收入越低的人群，越是直播间的主力金主。失业率越高的城市，也是直播热度最高的城市；房价跌得最凶的地区，团播主播数量最多。

有人说它是电子海洛因、数位麻醉，也有人说它是某种“集体性慰藉”的替代宗教。在一次次弹幕刷屏中，人们共享著一种虚构的亲密，构筑出一个比现实更温柔、更有反应的社交场。

这不是我们熟悉的“娱乐”。我们熟悉的娱乐（如音乐、影视、综艺）通常是创作者提供内容，观众被动接受，是一种相对单向、完成度高的作品式享受。它以内容质量、艺术性或叙事性为核心。

团播不是在娱乐你，而是在让你“参与”一场情绪游戏，让你花钱买存在感、即时回馈感与表演式社交幻象。它是去内容化、去叙事化的娱乐末期形态，目的是营造一种让人“感觉自己还在活着”的幻象。

我可以肯定的说，这是一种集体的心理疏离。它的背后是对真实世界的沉默的否认，是末日前的自我催眠式狂欢。

世界在下沉的时刻，主播在跳舞，青年在狂欢，将自己最后的精力完全榨干，靠着即时反馈的快乐获得活下去的动力。台上的每一个人，都在一瞬间被照亮，却仿佛只为了下一秒再熄灭。

二、信心是如何消失的

如今的中国，没有人不知道“内卷”这个词。从象牙塔到现实社会，成千上万努力而没有出口的人以此自我讽刺。翻一下我的朋友圈，我就能看到凌晨两点的打卡，培训机构的广告，备考资料分享，甚至Apple Watch的健康纪录，我自嘲的和朋友说我一想到我讨厌的人也在被Apple Watch支配，就觉得还挺爽的，这是后话——内卷的恐怖之处可不像我刚才说的那些调侃的话，要知道，在现实中，它是一份月薪四千的岗位，却要你有985学历、五年经验和全年无休的热情。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在问：“为什么我的努力没有回报?”的时代。历史告诉我们，人们一旦集体发现这件事，就会不再依靠现实，之后会发生两件事：有些人投向虚无，有些人投向虚拟。

中国人正在面对一个奇怪的时代：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对自己的未来毫无信心，宣传里一片稳中向好，让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例如我采访过的小伟，认为自己的失败是纯粹的个人原因而不是结构性问题，还有一些人认为即便是社会出了问题，他们也毫无机会改变。

中国经济总量一直庞大，目前仍然庞大，但个体获得感几近消失。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全国青年失业率一度超过21%，虽然后来“停止公布”，但我们看到身边的人经历的事情足以说明一切。

许多人相信的“读书改命”、“买房致富”的中产叙事，正在一点点瓦解。35岁成了职场死线，考编成为逃难的手段，硕士生报名送外卖，博士生转行做主播。

如今，“润”也成为流行语。“润”象征的可能不是移民本身，而是一种向失控社会秩序的精神出走——对制度性冷漠的反射性逃避，也是青年人对现实的最低限度回应。又或者一种期望，期望有朝一日离开这个国家之后自己的处境可以有所好转。

一但早早看穿了世界的样子，就很难不绝望。过去的二十年里，房产是中国最稳定的财富叙事，是一切安全感的基础。但现在，房子正在变成没有未来的负资产。

从“买不起”变成“没人买”，从“拼命上车”变成“断供退场”。曾经用来撑起地方财政与家庭幻想的那张牌，如今，轻轻一抽，就露出了底层的虚假——我们才意识到，原来这些年我们买的不是房子，是一场信仰；而信仰崩塌，代价就是整整一代人用青春换来的负债。

面对没有出路的现实，虚拟就变成唯一的寄望。

直播、团播、短视频、游戏、虚拟恋人、打赏——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的把它视为娱乐问题，而应当思考这是否是结构性焦虑下的补偿行为。这一代年轻人不是不努力，也不是懒惰，当他们的付出一直不被看到，甚至连他们自己的生活都不被看到，身边没有家人朋友关心他们的处境，付出没有得到足够的薪资，也难以获得情绪价值的时候，最积极回应他们的就是短视频。

投下的简历等待石沉大海，但是投一个“嘉年华”至少还能得到主播的笑容与全场彩虹灯特效。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不给我意义，我就去抖音打榜找回存在感”成了一种荒谬但真实的生存逻辑。

我前几天和我的学姐媛媛聊了聊天。两年前，我们曾在同一所大学攻读硕士。我对她的印象很好，她自律，每天坚持跑步，学习认真，成绩优异，对人真诚、敏锐、有思辨力。我想过她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想着她应该是一位未来的学者、老师，或者至少在出版社、教育机构找到一份与她专业有关的工作。但在硕士第二年，她开始尝试做直播——起初只是业余，后来变成了全职。毕业后，她加入了一家直播公司，正式成为职业主播。她并不自卑，也不觉得这一切有违知识分子的身份。她告诉我：

“我并不觉得自己的学历一定要转化成某种工作。直播让我更快乐。这是一份像做梦一样的工作，我在镜头前是最真实的自己。我说话，有人回应；我跳舞，有人喜欢；我努力，当晚就能看到数字的回报。哲学和直播都是有趣的事情。”

我其实也曾在这条路上短暂走过。

2018年和2019年，我每天下班或放学后，会打开KilaKila或B站，直播聊天，分享最近的生活、讲社会问题、做简单的科普，也陪伴一些心理状况不好的朋友。有时候，我会给大家唱歌。每次直播结束前，我会唱那首《一万次悲伤》作为结尾，像一个习惯、一种仪式。

那段时间，我挣到的钱已经比工作还多。我也意外地积累了一些粉丝，其中许多现在仍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和人建立联系、让彼此变得稍微轻松一点，总是让我感到快乐与意义。直播，曾是我接住世界、也被世界接住的一个窗口。在当下这个原子化社会里，能够与人建立连结，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每个进入直播世界的人都是“无奈之选”——在一个残酷现实不再提供希望的社会里，虚拟反而成为少数还能激发情感与连结的场所。它不只是逃避，有时甚至是唯一还能“掌握命运”的方式。

我和我的学姐都是没什么“网红梦”的人，也不想要“逃避现实”——我们知道的是，在一个愈加冰冷、愈加不确定的现实世界中，如果可以找到一种仍可发光的方式，它就是有价值的。

虚拟狂欢的真正吸引力，不是它多华丽，而是它回应我们的存在。

很多时候，我想，主播在为观众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观众也在给主播带来存在感与坚持的理由。就像一个作者，在写一篇文章时，如果知道有人在读、有人共鸣，那一刻就会感到幸福。

这种微小但真切的相互回应，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温柔的事。

它让我们觉得，我们不是机器人，不是社会运转中的螺丝钉，不是填资料、打卡、发简历、上传KPI的统计数字。我们还是一个个活着的人——需要被听见，也愿意倾听。

在这个世界逐渐下沉、冷漠与沉默蔓延的时代里，这样的存在感，就像一块漂浮木，撑住我们不要沉到底部。

三、中国式资本神话的崩解

曾几何时，在中国做一个“有信仰”的年轻人是很容易的。这种信仰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人们相信努力是改变命运的机会，相信知识的价值和劳动的回报，相信房产能保值，未来会更好。

仔细想想这一切的核心，好像建立在一个我们不曾直言却共同信仰的东西上：房地产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