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选认为他的不幸在于“过分心直口快”，“太单纯，太忠厚”，所以被领导和品德不好的同事忌恨。至于他的“反动文艺思想”，只是他练习写作，写了两篇小说，其中一篇写了农村出身的共产党干部进城后遗弃原妻。仅仅为他的“反动文艺思想”，就斗争了他一整天。
顾文选被连续斗争几天以后，因为他不认罪，一天晚上遭到一群斗争他的同事的殴打。打得非常厉害。他还手保护自己。结果，他的同事指控他“打人”，用手铐把他反铐，又用麻绳把他捆绑起来。这些人打电话报告了“五人小组”之一的一个副局长后，就把顾文选送到杭州市监狱。在那里把他上了脚镣手铐关起来。他被关在监狱里四个月。
顾文选说，逮捕他是违法的。没有逮捕证，以后也未补发，逮捕后36小时内一直没有提审，完全破坏了逮捕条例。他还给出了种种细节，包括打他的人的名字，时间，地点。他说他说的都是实情，不会有一分造假，可以调查。
以上是顾文选的这篇谈话记录的摘要。刊登了顾文选讲话记录的刊物《广场》，实际上仅仅油印了一期。参与编辑《广场》的学生，陈奉孝（数学系）被判处15年徒刑，张元勋（中文系）被判处8年徒刑，贺永增（西语系，他组织了顾文选讲话的会议）被判处5年徒刑。
“肃反”没有能把顾文选定罪，第二年他考进了北京大学。（幸好当时还可以通过考试进大学，而不是像文革中那样全靠本单位的共产党组织推荐。）他在北大讲述“肃反”遭遇的讲话使他被定为“右派分子”。那天和他一起发言的西语系学生周铎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在文革中受到长期的关押折磨和摧残。主持了那天会议的西语系学生会主席汪士贤也被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被送北京玻璃总厂“监督劳动”，每月只发18元生活费。
顾文选被划为“右派分子”后，1957年夏天被逮捕，被判处8年徒刑。刑满后仍然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文革中他越境逃到苏联，被苏联方面遣送回国，在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运动中被判处死刑。顾文选在1970年3月5日被害。
《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3号，1970年1月31日）写道：“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令人心大快，敌人震慑”。顾文选的处死经过就是按照这一指示操作的。1970年2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一份材料，把“顾文选等55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要“革命群众”“提出处理意见”。当然，不会有人胆敢发表任何不同意见。据一名受访者说，还有“革命群众”大喊“枪毙枪毙”，然后大家散会回家吃晚饭去了。这种做法的功能之一是在普通人中制造更大恐怖，起杀一儆百的效果。同时，也是对普通人道德的深重的腐蚀。
这份材料写道：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现行反革命犯周鸿东，男，三十七岁，辽宁省人，资本家出身，系反革命份子，北京市清河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
顾、周二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就凭这不到100个字的指控，“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行”判处顾文选和周鸿东死刑。判罪根据只是两条：“反动言论”和“投敌叛国”。中国宪法说人有言论自由，以“反动言论”判死刑，宪法成为假话。至于普通公民的出国权利，在毛氏死后又过了十多年才渐渐开始实现。
1970年3月5日，顾文选被处死，时年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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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顾文选在同一份材料上还有沈元。
沈元是上海人，1938年生，1955年从上海位育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位育中学另一名学生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这两名学生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中，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位育中学中学1955年的925名毕业生中，有44人被定成了“右派分子”，包括两个考入北大清华的人。
沈元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学籍遣送北京郊区劳动。1961年“摘帽”后，他得到地位很高的共产党人历史学者黎澍等人的帮助，到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工作。在1962年时相对宽松了一点的条件下，他在《历史研究》和《人民日报》上多次发表了论文。与其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学相比，他算是“幸运”的。这也说明他试图努力和当时的主流社会合拍而不是对抗（其他“右派分子”当时即使想要合拍也不被允许）。但到了1965年初，他发表的文章就遭到了批判。
文革开始后，他遭到批判斗争。发表他的文章和把他调入历史研究所工作，成为帮助过他的领导干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他用黑色鞋油把自己的身体涂黑，装扮成黑人而进入马里大使馆，请求他们帮助自己离开中国。沈元也被判处死刑。当时的中国，不仅批评当政者，哪怕是轻微的批评，可以是死罪，想要逃走，想要离开中国，也是死罪。沈元在1970年4月18日在北京被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