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两年后，重新审理“右派分子”案件。北京大学有关办公室向黄中奇的同学了解情况。当时黄中奇住在36斋（北大学生宿舍当时都称为“斋”，文革中改称“楼”至今）五层。黄中奇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受到批判斗争和看管，精神崩溃，爬上窗台要跳楼自杀，看管他的同学进行阻拦，发生了身体冲突。黄中奇情绪失控，挥动一把削铅笔的小刀，划破了一个同学的胳膊。伤情并不严重。被铅笔刀划伤的同学并无伤疤留下。但是黄中奇被作为“右派分子蓄意杀人”判处了死刑，还通报全国。只因为他是“右派分子”，划破皮就和“杀人”等同了。1979年北大给“右派分子”“改正”时，也给黄中奇“平反”。其时他已经被处死20年了。

黄宗奇是“调干生”（即不是从高中毕业后升入大学，而是在上大学前已经是工作的干部），在北大上学时已经结婚生子。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当架子工。给了他的儿子两千元钱。这是北大为“反右”给予“右派分子”或其家属的最大的一笔“赔偿金”—实际上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需要“赔偿”，也没有用过这个词。当时用的词叫“困难补助”。

上述校史记录中提到的代表学校宣布开除黄中奇的办公室主任蒋荫恩，后来调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文革中受到残酷“斗争”，在1968年4月6日上吊身亡。当然，这完全不是十年前被惩罚的“右派分子”报复的结果。相反，“右派分子”在文革中都受到了进一层的更加残酷的迫害，而一批领导了“反右”的干部们，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六名在文革中被判处死刑的北大“右派分子”是：

林昭，中文系学生，1954年入学，1968年被处死；

任大熊，数学力学系教师，1955年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1970被处死；

顾文选，西语系学生，1956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

沈元，历史系学生，1955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

吴思慧，物理系研究生，1970年被处死；

张锡锟，化学系学生，1954年入学，1975年被处死。

六人中林昭为女性。她生于1932年。她因站出来为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同学辩护而自己也被划成“右派分子”。她所在的中文系新闻专业58级（1954年入学），全班34人，划了7名“右派分子”，占全班人数23%。7个“右派分子”的名字是林昭（女），何其慧（女），杨吉林，孙文烁，王国乡，刘秉彝，赵雷。七人中两个“劳动教养”，两个“劳动考察”，三个“留校察看”。此外，还有7人被划为“中右”，虽未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也遭到开除共青团团籍等处分。

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在1960年代初，林昭和兰州大学的“右派分子”学生来往，她写的两首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印入他们的油印刊物《星火》。参与《星火》的人很快被逮捕。1962年林昭被以“反革命罪”判刑20年。在监狱里，她写了14万字文章，用“极权主义”这样的词语分析和谴责权力当局如何欺骗和压迫了青年一代，包括她自己。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处死刑。那是“五一节”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把一批“反革命分子”“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解放日报》当时报导语）。这是文革期间“庆祝”节日的特殊方式。特别要在节日之前杀人，显然是为了给普通人民更加鲜明的印象和更加强烈的威慑。另一方面，他们也真的在改变节日的内容和意义，在节日中增添了“革命”和暴力迫害的血腥气氛。这确实可以算是他们的“文化革命”的一个内容。

一名受访者讲述了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见到林昭。监狱中召开大会宣判林昭死刑。在押犯人们在台下，林昭被押到台上。受访者当时是台下的在押犯之一，在大学当学生时被划成“右派分子”，后来判刑十年，和林昭同被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受访者说，他看到林昭的脸胀得通红，但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肯定是“被做了手脚”。他的意思是，监狱方面用什么特别的方法使得林昭不能说话。他听说，宣判会后林昭在监狱大院中的一角被杀害。

2003年，一位独立制片人胡杰自费制作了一部数码记录片，题为《寻找林昭的灵魂》。这位在1957年“反右”以后才出生的人，访问了认识林昭的人和林昭生前住过的地方，在电影中展现了一名真诚、勇敢、坚持真理的青年女性知识份子的形象。这部电影真实朴素，深深感动了观众。这部电影从来没有能在中国发行，只是私下流传。

在电影里，能听到林昭的妹妹彭令范的一段叙述。在林昭被枪决后，有干部到林昭母亲许宪明家中，通知她，她的女儿已经被枪毙，要她付五分钱子弹费。林昭被判死刑，没有审判，没有上诉，没有刑场告别，已经是连被认为“黑暗”的皇帝时代没有发生过的残酷情况。至于要母亲付枪杀女儿的子弹费，恐怕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对残忍的细节的想像力。

顾文选是英语系学生，1956年从杭州考入北大。1957年5月25日下午，在北大办公楼礼堂控诉“三害”（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当时共产党号召人们“帮助党整风”以克服这“三害”）的会上，顾文选讲述了他在1955年的肃反中的遭遇。他的谈话记录，后来以《我的控诉》为标题，发表在手工刻写蜡纸油印的《广场》上，有14页。

顾文选的讲话以一首诗开始，说明他的心迹，不是反对共产党，而只是反对共产党里的错误。

本来我不计较我的不幸，

我以为时间，

这浩荡长流会把它冲洗干净，

那时我将和过去没有创伤时一样，

在生活中享受着愉快和平静，

可是我没有力量摆脱那惨痛的记忆，

时常在寂静的黑夜中被噩梦惊醒，

受了创伤的自尊心得不到片刻的安宁，

脑海里不时缠着镣铐的声音。

我们的时代是个明朗的春天，

但也停留着片片黑云，

就是这些黑暗的东西，

毁掉了多少人宝贵的青春，

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我要呼出这人间的不平。

请人们看清“三害”的面貌，

共同燃起真理的火炬把它烧个干净。

顾文选自述，1949年时他15岁，在杭州“参加了革命”：他参加了共青团，以后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1955年6月中旬开始“肃反”，“当时我对肃反并不在意，因为我没有问题，在国外也没有什么亲友，我的亲友中也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肃反无论如何也肃不到我头上来，顶多我和大家一起学习。可是想不到当天下午我们机关里的领导人就布置人斗争我了。他们掌握的材料主要是：诬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