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赵紫阳的两处，亦耐人寻味。李鹏说杨尚昆向他透露五月十三日赵紫阳见邓小平情形，“小平对赵紫阳说，我现在感到很疲劳，脑子不够用，耳鸣得厉害，你讲的话我也听不清楚。”查赵录音回忆，一字未提邓的态度——很明显，邓装聋是一种政治表态，对陈云也一向如此，赵紫阳对此是很熟悉的，这次竟未能解读，那厢杨尚昆却及时通报了李鹏！另一处是，五月二十一日部队进城受阻之际，李鹏给王瑞林打电话，请示近日内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罢免赵，邓小平答复：“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显然，这是邓怕兵变的一个旁证。

“李鹏策略”解读

“八九”这场厮杀，无论是官民对阵，还是党内角逐，结局仿佛大家都输给了一个白痴，听上去很惨。其实，决定因素是邓小平的理念，而支配他当时心理的，是来自波匈巨变的强烈冲击，《李鹏日记》对此均有充分的展示。这个大气候，决定了在权力结构上，赵紫阳与李鹏并不处于均等的地位，虽然他俩同时处于邓小平与柴玲、地安门（邓住所）与广场、老人与学生的夹缝之间──但赵需要劝慰、安抚邓小平和学生两方，李鹏则只需践踏、侮辱学生一方，就能赢得老人一方。

李鹏在《日记》里写了一个因果链条：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让他栽了──“为什么非要向我递交请愿书，而不是向赵紫阳递交？”他以阴谋论判断，有人要以文革手法搞臭他；同时他对民间怨言赵紫阳的儿子“官倒”，又幸灾乐祸。两人谁会成为这次学潮的“替罪羊”，李鹏有非常清晰的意识。四月二十三日他却若无其事地去北京火车站送赵紫阳访朝，还说“今天我来送你，可以显示中央的团结”，心里大概已在狂喜，天赐他一个绝佳的机会：他要先下手为强──这应该用来解释前述四月二十四日常委碰头会的原委。李鹏拥有的优势，是老人帮和邓小平的恐惧心态，但他缺少一个时机，来把生米做成熟饭。我们可以断定，李鹏洞悉邓小平的理念──痛恨“红卫兵”、将文革与东欧变色一锅煮、恐惧民心浮动、除了武力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手段，等等，他只要让常委会通过一个极端的应对方案，邓小平和全党只有照单全收。

在策略上，李鹏使用“袁木谈判模式”，持续地激怒学生，有一石三鸟之效：令赵紫阳疏导学生、力挽狂潮的努力化为乌有；令学运从静坐向绝食逐步升级，其领袖“理性受冷落、激进得拥戴”；令邓小平越来越陷入一种“镇压冲动”。何东昌也配合李鹏，在北师大说赵紫阳的态度不代表中央。五月十三日常委会上，赵紫阳怒责此说，李鹏则保护何东昌，反唇相讥：“要李鹏下台，这些传言由谁来辟谣？”此后“对话破裂，绝食开始”，没几天赵就对戈氏撂出了邓“掌舵”。后人研究这段历史会发现，赵紫阳步步落空，李鹏招招得逞。

米（万里）有愧于粮（紫阳）？

历史是个多面体，每个当事人只能映射某个单面，李鹏说“六四”，其价值也在于此。从他的记录中，我们也能看到其他当事人的某种侧面，有时候竟是令人诧异的。

杨尚昆就不必说他了。李鹏笔下的万里，也叫人“跌破眼镜”。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赴朝第二天，“下午五时，万里同志打电话来，说北京市领导反映，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态度不明朗，他们很难工作。万里建议立刻召开常委会讨论对策。我同意了万里同志的建议，决定晚八时开常委碰头会，扩大到有关同志参加。”照李鹏的说法，他那个先发制人的“四二四常委碰头会”，竟是万里起的头！赵紫阳录音回忆中的说法则是，“万里上了陈希同、李锡铭的当”──其实，京津两地的首脑，陈希同、李锡铭，包括李瑞环（原北京市的木匠），是一个宗派，大佬就是万里，这个宗派八九年力主镇压学潮。另据宗凤鸣引李树桥谈，赵赴朝后，李先念要李鹏通知北京市委强硬对付学潮。

万里被赵紫阳反反复复地引为“志同道合”者，说他是中央领导人中“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并提及那些著名的事例：八七年不赞成“反自由化”、学潮初期不赞成北京天津两市委的“阶级斗争意识”、预定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从法制轨道解决学潮，等等。万里后来在压力下沉默了，邓小平去世后，赵紫阳又呼吁万里站出来，“小平在时不可能有别的说法，小平不在了，我觉得万里不应该再有什么顾虑了。谁能怎么样他？”但万里依然沉默，其实他已噤若寒蝉。一九九七年九月赵紫阳给十五大写信，再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宗凤鸣请张广友将这封信送给万里，据说万里看到此信后，神情紧张，叮嘱不要外传......。

“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个传世佳话，后来被“六四”阴影所蒙晦，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死去。时光不能挽留，人格却永存历史，赵紫阳不玩阴谋，没有私党，对后果承担到底，且毫不畏惧，堂堂正正地做个现代政治家，在中共他是第一人。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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