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雨雪交加的早晨，我和母亲一同进城，路过街口。见许多人在围观，我们走上前去，只见几个人正在合力痛打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原来这户人家的孩子，正坐在自己门口吃着一块面粑粑，那女人乘孩子不注意，猛然抢下孩子手中的早餐，狠命地往自己嘴里塞。
孩子的哭叫声引来了他的父母，父母一边大声苛骂，一边拼命抢夺。但女人低下头，死死护住这块入口之食，那夫妇的拳头如雨点般落在女人的头上，孩子也紧紧揪住女人的头发不放，女人完全不理会，也丝毫不还手，只顾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最后一口，方才抬起头，扑通一声跪倒在这一家，“大爷大妈对不起，来世变驴子变马报答你一家！”
围观的路人见此境况，都黯然无声地离开，雨雪中只有这一家三口和那个女人的哭泣和叫骂声纠缠不清。人们对此早已见怪不怪了，城里、乡下、食堂、饭店里常常有抢食的故事发生。我曾亲眼看见我的两个老师，为了争抢一把食堂的大锅铲，以便舔食上面剩余的米粥，而打起架来。我也亲眼见到一个年轻的D老师，利用保管学校食堂粮食的便利，对大米掺兑水分丑行败露后，被开除团籍的猥琐和狼狈。可谓斯文丧尽。
那年头，饱吃一顿是“奢望”，是要付出“冒险”代价的。大约是1959冬天，母亲所在学校的老师们晚上都要加班备课、批改作业，其实已经无“课”可备、无“业”可改了，可还都是硬撑着等着。原来，母亲宿舍的床铺底下有个和床铺一样大的腰子盆，就是农村用来在河里夹河泥的木船，里面盛满了一船麦子，这是学校师生们勤工俭学开荒种地收获的成果。学校以来年需要麦种的理由，留下没有上缴国家。
从此，每到夜深人静后，校长就会安排几个老师悄悄从床铺底下弄去一些麦子，淘洗后，然后在石磨上磨成水面，再摊烤成面粑粑，给每个老师分一点“夜餐”。我当然没权利享受这份待遇，可刚满9岁的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母亲总是偷偷摸摸地给我留着，到第二天给我加点“小灶”。结果被校长发现，把母亲严厉地训斥了一顿。
从此，母亲不敢留了，每到半夜，就把我睡梦叫醒，让我稀里糊涂地吞下“夜宵”。直到后来，我成了习惯，上半夜睡不着觉，老是睁大眼睛，咽着口水，等着这半夜的美食。
终于，没等来年种麦的季节，腰子盆里的麦种全吃光了。没多久，校长也“逃跑”到广西，投奔他老婆去了。听说，他被押解回来批斗时，“偷吃”麦种自然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偷吃”像瘟疫一样在农村迅速蔓延开来，偷的东西五花八门，没长大的蔬菜萝卜、青涩的梨子桃子、半熟的麦子稻子，反正所有可以用来充饥的庄稼都是“偷盗”的对象，甚至是生产队仓库里的谷物种子和藏在地窖里的种山芋。
那时节，社员家里开伙做饭是犯法的事，社员家里连锅都捐出去炼钢铁去了。偷来一点食物，一般都在夜晚才在家中用盆盆罐罐容器的烧煮。可是，门窗可以关紧，灯盏可以熄灭，气味却是自由流动的，谁家若是晚上在家中动烟火，那个米饭的香味啊，全村都能闻得到，而且特别诱人垂涎。
坏心眼的生产队的干部偏偏挑在这个时候，像夜猫子一样在村子里转悠，谁家有米饭香，立即破门而入，一般都是连锅端“没收”。若是能当场查出是偷盗的证据，轻则辱骂，或是扣减食堂供应，严重的则是人身体罚，我常常在半夜里，被从生产队食堂里传来的，吊打偷盗社员的哀叫声吓醒。久而久之，食堂房梁的油漆被吊人的绳索磨出了清晰的痕印。
其实，没收的食物最后全都给这些队干部吃掉了。当年流传一句童谣“一两二两，饿不死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生产队长和炊事员是那个时代农村含金量最高的职业。
在我幼小的人生经历中，也有过一些不光彩的偷吃劣迹。说来惭愧，我和发友兆凯已有半个世纪的雷打不散的交情，但谁能想到，我们最初的友谊，竟是从合伙偷盗开始结盟。有一次，我们在学校后面的胡萝卜田里用树桩偷挖胡萝卜，挖出一个，来不及水洗，就用衣袖擦擦泥，赶紧塞进嘴里吃起来，满嘴唇都是黑乎乎的泥巴，我们互相望着，竟然开心地笑了起来。
忽然我们被村头一个社员发现了，他一边远远地吼着骂着，一边跑过来要抓住我们，我们吓得撒腿就跑，可是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怎么能跑得过一个成年男子，结果由于我跑得慢些，被他“俘虏”了。
奇怪的是，当他知道我是杨老师的儿子，便把我训斥一顿后给放了，原来他的儿子是母亲教授的学生，不过，我口袋里辛苦挖出的胡萝卜全给他缴获了。
初冬时节的一个下午。我两在野外无聊地瞎逛游。实在是肚子饿了，想找点吃的，我们终于转到田畴中间一处孤零零的生产队的仓库房边，偶尔发现仓库的墙壁上被掏开了一个洞，洞很小，只有小面盆那么大。我们高兴极了，趴在地下朝洞里窥望，发现里面有很多棉花种子。
棉花种子可是好食物，我们慌慌忙忙掏出来好多棉籽，把身上所有的口袋都塞得满满的。然后在田埂上扒开一个小缺口，上边悬空横担几个树枝，把棉籽放在上面，再弄来一些干草，放在下面点火烧，很快，棉籽就发出清脆的爆裂声，我俩赶紧从滚烫的灰烬中掏出棉籽，像吃鸡头米果一样吃了起来，能嗑出壳的就吐壳吞籽，有些半生半熟的嗑不出壳的，就连皮带壳的咽下去了。
可是，吃着吃着就不对劲了，我们觉得肚子忽然不舒服，老是恶心要吐，头也是晕乎乎的。这时我们才嗅出了棉籽浓烈的怪气味，天哪，我们偷的棉籽全都是拌了“六六六”农药的。那可是剧毒农药，我们此前不但常常听到，而且还亲眼见过一些自杀，或误食六六六粉而死亡的事。
忽然，我们感到了死亡的恐惧，想跑，想喊，但是我们都已经呕吐的满身满地，而且头晕眼花得根本无法迈步，等死吧！渐昏渐晚的荒郊野外，没人会发现这田埂下卧躺的这两个“作死”的小可怜虫……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一阵冷风把我们从昏迷中吹醒，菩萨有眼，我们奇迹般捡回了一条小命。
更有一次“劣迹”，颇具讽刺意味。
农村本来是家禽家畜最主要的养殖地，可那几年，它们被“吃光、偷光、死光”，已基本绝迹，人民公社墙头诗中写的“鸡鸭嘎嘎叫，猪羊满圈跑”的描写，全是吹牛扯淡。那时，市场上鱼肉之类的副食品几乎绝迹，逢年过节，才按人头定量供应一点荤腥。
有一度时间，农村开始盛行养兔，因为兔子只吃青草，不吃粮食，而且长到六个月，既可以吃肉，也可以交配带窝，三个月就可以生育一胎，少则两只三只，多则六只八只，繁殖快。为了能指望有口鲜美的兔肉解馋，母亲化20元钱买了一对小兔子，这可是她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二。
从此服侍兔子成了我最大的职责，每天要到野外挑鲜嫩的野草回来喂兔子，还要不停地打扫兔子拉下的屎和尿，更头痛的是兔子很机灵，稍不留神，就会溜出去撒欢。老虎也有打盹时，尽管母亲和我处处提防，在兔子长到可以饱口福时，还是被人偷走了。
对我来说，这个打击太大了，它好比生生挖走了我身上的一块肉，我不吃不喝整整伤心地哭了大半天，嘴里不停地学着乡下妇女的语言，诅咒着这个可恶的盗贼，可是我的兔子却永远没回来。
我一直思量着如何补偿这个损失，终于一次难得的机会来了。一天傍晚，邻家农户的一只兔子蹦蹦跳跳地从我家房前路过，还停下来对我张望了一下，我忽然一阵冲动，窜过去一把揪住兔子的长耳朵，麻利地跑回家。可是，这兔子该藏哪儿呢？我灵机一动，找出一个好久不用的饼干筒，正好把兔子塞进去。
我忐忑不安地熬过了一个下午，我没敢告诉母亲饼干筒里藏着的秘密。到了晚上，邻居开始寻找不归家的兔子了，免不了要来我家询问，当然是无果而终，谁会想到饼干筒里会藏着兔子呢？等到邻居走了，我才战战兢兢地向母亲坦白了“错误”，母亲听了我的坦白后，十分生气，狠狠地一巴掌甩过来，弱不禁风的我一个踉跄撞在门框上，看着我嘴角流出的血滴，和一副百般委屈的可怜相，她的鼻子一酸，一把搂住我，轻轻拍拍我的头，什么话也不说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母亲叫醒我，说要带我进城办事。她背着一个布包裹，一路上连拖带拽，匆匆领我到了城里一亲戚家。然后，迫不及待地打开布包裹，呵呀，原来是那个藏兔子的饼干筒。她麻利地宰杀了那只肥突突的兔子，借用亲戚家的炊具，很快就给我端上了一大盆美味的红烧兔子肉。
我已经好几年没沾过荤腥了，闻着那股陌生的香味，早已按捺不住了，兔子肉还没熟透，就已经在锅沿边向母亲蹭着讨吃了。母亲默默地，心情复杂地看着我，一言不发，那天她连饭也没吃一口，我偷眼瞧她时，发现她正偷偷地抹着眼泪，我感到恍惚不解。
多少年后，我才渐渐明白，母亲从小受的是一个绅士家庭严格的传统教育，加上一贯恪守的为人师表的职业道德，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学生的偷盗行为，她曾告诫我多次“从小偷针，长大偷金”，想不到如今却为儿子的偷盗打开“庇护”的绿灯，甚至成了“帮凶”，她的内心忍受着极大的煎熬，她为这种斯文扫地的“堕落”而伤感和忧郁，同时，也为这种“堕落”而感到无奈和无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