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肉是四川人过年的时候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肥腊肉好吃”“瘦腊肉好吃”，几乎成了区分年轻人与老年人的试金石——因为廋腊肉卡牙——当然我说的是多年以前，现在的猪生长期短，肥瘦嚼着已没有多少差别了。人们基本淡忘了这个话题，但是对我来说，“肥腊肉、瘦腊肉”却是我一生永远的痛。

1967年的过年是“文革”期间最黑暗的日子。所有的“牛鬼蛇神”都被囚禁在单位里不允许外出，甚至不允许回家过年。我母亲是一个中学的音乐教师，文革中的罪名是“叛徒、内奸”自然也没逃出被囚禁的厄运。

那时我们的家在南岸，奶奶驻守在家、爸爸“下放”在南山公社、哥哥姐姐在市中区工作、我和妈妈在江北的寸滩中学、平时周六大家都回家，周日下午各奔东西。文革一开始妈妈就没有离开过学校，当年我16岁，是本校学生，只有我能自由进出学校，照顾妈妈的任务当然就是我的了。

无论什么处境，“年”还是要过的。怀里揣着妈妈开的采购清单，背上背着个小背篓，蹦蹦跳跳的我下山采购年货了。（寸滩中学建在一个孤零零的山头上，周围没有居民，那怕是针头麻线都得到山下的集市去买。）说实话，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独立采购，独自做一件大人的事情多少有些兴奋。

都买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关于腊肉的记忆却依然那么清晰。下山前，妈妈交代只能买“小块腊肉”时我一头雾水，到集市一看就明白了。一般喊的腊肉，就是农民自己熏的，长长的一大块，乌漆麻黑什么也看不清楚。“小块腊肉”可能是工厂做的吧：大约半斤一块，黄铮铮，油亮亮，肥肉、瘦肉、皮儿、看得清清楚楚。因为平时我爱吃瘦肉，于是我精心挑选了两块最瘦的“小块腊肉”。

回到学校的家里我从小背篓里一样一样往外拿，“摪、摪、摪、摪……”拿到腊肉时我得意地唱起来，“我选得棒吧？”妈妈微笑着拍拍我的头，“能干！”

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妈妈几乎没有吃腊肉——太瘦了，硬硬的。我有一点醒悟了：“妈，腊肉是不是太瘦了？”“嗯！”妈妈淡淡地说：“腊肉还是肥点好吃。”

晚上躲在被窝里，我偷偷的哭了，我恨自己怎么这么无知，居然不知道妈妈牙不好不能吃瘦腊肉的道理。“文革”开始不久妈妈被停发了工资，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我为自己糟蹋了这么稀缺的钱而难过得要死。我使劲的想怎样来弥补呢？还没想出办法却已经睡着了——可真是年少不知愁滋味哟！

以后的两年形势稍松动了一点，虽然带着黄牌（像犹太人一样），妈妈可以回家过年了，我也失去了弥补的机会。

1969年过年刚过，妈妈便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更是永远的失去了弥补的机会！

那以后，我经历了七年的城市盲流生活，常常在夜深人静，无法入睡的时候，我使劲的捶着胸，拼命扯头发直到痛——因为我的心，更痛——为妈妈的死，也为那该死的瘦腊肉！

再后来，我结了婚，生了子，我学会了买腊肉，还学会了做腊肉，不过我做的都是肥腊肉哟！三线肉（五花肉，重庆人的叫法）肥肥的夹一两丝瘦肉，肥的入口即化，瘦的略有嚼劲，巴适！

现而今，我已经能够心平气和的和儿子媳妇讨论肥腊肉好吃，还是瘦腊肉好吃这个话题了。我想，妈妈的在天之灵也应该有些许籍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