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雪雍在文章中披露，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就制定了“联日反蒋”的谋略，并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让其派人代表毛与日军谈判。

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汇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

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谈判结束后，潘经影佐批准，并由影佐指派伪江苏省长兼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的特工头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会见汪精卫，通报了会谈内容。

潘汉年代表毛与日寇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毫无疑问，潘的这些活动，全都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和袁殊都是为毛的卖国行为背黑锅的。

改名但抹不去印记

由于袁殊的成功伪装，国民党一直都没有识破其真实身份。抗战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5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3站站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直到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晓袁殊去了中共的根据地，“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国共“双十”协定签订后，袁殊随军北撤。

时任华东组织部部长的曾山、也就是曾庆红的老爸亲自找袁殊谈话，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曾。从此，“曾达斋”的名字一直用了几十年。此后，他在山东、东北、大连等地从事策反和在遣返日本军人侨民中收集情报等工作。然而，名字虽然改了，但历史的印记无法抹去。袁殊的余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坐了二十多年中共的牢

中共建政后，袁殊来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其上级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的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果不其然，潘汉年很快被逮捕，受其牵连，袁殊也随后被捕，判刑12年，恽逸群判刑10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袁又再度被押8年。1971年，袁殊在秦城监狱写下“豪情自负忘生死，毁誉一生甘自羞”的诗句，不知道他为何而“羞”。1975年5月出狱后，又被送到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80年回到北京。其妻子离婚后再嫁，文革中不堪批斗而自杀，两个儿子与他划清了界线。而潘汉年早已病死在湖南劳改茶场。

受潘、袁案牵连的共有2千多人，这是中共炮制的又一大冤案，而根本原因是潘和袁掌握了毛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卖国罪证，毛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必须将知情者灭口，而这是毛一贯的残忍作风。

死前常嚎啕大哭

文革结束后的1982年，袁殊被中共平反，但精神状况不佳。据恽逸群回忆：“有一年过年，袁照例邀请多位老友到他家吃饭庆贺新岁，大家坐在他家客厅里等他，袁从楼上卧室走下来，走到楼梯一半时停下，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等一会走下与大家见面，又谈笑如常，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幕，大家也不问他，因为大家明白，经常变脸使他心理扭曲，变得悲喜无常了。”

晚年，袁殊回忆几十年曲折多变的经历，几十年的坎坷苦难，精神时时受到折磨，最后竟像疯子一样大叫大喊，大哭大闹，狂燥不安。1987年11月26日，袁殊死于北京，应了潘汉年那句谶语：“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2016-09-07

袁殊，1939年秋，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