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生产，一直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互助组是中共建政后才有的。1952年底，互助组转为初级社，1956年发展到高级社，下设生产队和作业组。1958年9月，根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高级社合并为人民公社。得胜堡村公社化以后改称得胜大队，为堡子湾公社所辖。

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要求家家户户把农具牲口、粮食、炊具、杂物等所有家产都拿出来交给生产队，然后到生产队的食堂吃大锅饭。

记得刚开始合大伙时，有些社员家里由于孩子多，劳力少，经常吃不饱饭，便偷偷把藏起来的锅拿出来，或熬糊糊，或焖山药，垫补一下肚子。当时，这是严重违规的。按照集体化的政策，就算想喝口热水都得到食堂，家里烟囱不准冒烟。那时舅舅所在的生产队，每到早中晚吃饭时间，生产队长便拎把大锤，站到堡墙上四处张望。只要发现谁家里冒炊烟，就急忙爬下来跑过去，不由分说地把锅台给人家刨烂，用大锤子把锅碗瓢盆一顿乱砸。

生产队长砸锅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把铁锅拿去炼钢。当时，全国都在高喊“超英赶美”的口号，到处是土高炉，上上下下都在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民间几乎所有铁制品都被弄到炼钢炉里去了。

生产队长经过一番整治，社员们都不敢偷偷生火了。可大队领导还是不放心，1959年初还采取过防微杜渐的方法，就是社员们互换住房。你家的房子腾出来，让别人去住，你又去住其他人家的房子。这样一来，谁家都不能再藏什么东西了。

得胜大队下设四个生产队，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有队长、副队长，另外还有妇女队长、民兵排长、会计、出纳、记工员、饲养员、保管员，技术员等，俗称“八大员”。这些人组成“队委会”，他们是生产队的统治阶级，掌握着一个队男女老少的命运。

生产队长不是终身制，一年一选，可以连选连任。选举由大队干部主持。一般由一个有名望的人提名，大家当场评议，最后报大队批准。

队长虽然也同社员一样参加生产劳动，但只是做做样子。当时有一顺口溜“公社干部肩背包，大队干部手叉腰，生产队长扛把锹”，是最形象的写照。

舅舅说：“当官儿，是个吼吼喝喝的营生；做买卖，是个多多少少的营生；耍笔杆，是个真真假假的营生；种庄户，是个实实在在的营生。出了个当官儿的，就没个不会吼喝的。有的梆子亮，一张那圪嗒嘴，地震得忽摇摇的，听得人圪晕晕儿的。有的舌头软，能圪伸，能圪缩，能拉长，能变短，方的能圝圆，圆的能拍方”。

每天清早，得胜堡的社员按生产队编制分头集合，接受队长训话及当天的农活分派。舅舅所在的生产队靠近城门口，那里的老榆树上，挂着一段旧钢轨，人们叫它钟。钟只有正副队长才有权力敲，社员是不能随便敲的，因为它是全队的号令，如同军队的军号。一听到钟声响起，即便正在吃饭，也必须放下碗筷跑去集合。晚去一刻钟要扣三厘工，“工分工分，社员命根”。为此，有的女社员即便正奶孩子，即刻扔下，连衣裳扣子也顾不上扣，就敞着怀急呼呼地跑来了。

文革高潮时，晚去几分钟，无需解释原因，就要戴懒汉牌。懒汉牌是木板制作的，长一尺一二，宽七八寸，厚五分左右，上面用毛笔写着“懒汉”三个字。一个小队制作两块懒汉牌，懒汉牌天天有主。懒汉牌也有坐庄的时候，如果坐庄，就延长劳动时间，甚至晌午饭都不让回家吃。那时，家家户户都没钟表，有时你只要晚到一步懒汉牌就到手了，第二天发送不出去你就坐庄了。

某次，社员们早上等钟声出发下地劳动，结果敲钟的人竟然找不到那个钟了。钟不响人就不来，一时人忙无计，乱作一团。后来一查，是某社员昨天觉得干活累了，想今天早上多睡一会儿，把钟藏起来了。后来，那个社员被轮番批斗了五六次，扣了十天的工分。

与舅舅生产队相邻的小队，上工时不是敲钟，而是吹一种笛。那个笛子是不锈钢管的，是基督教民奉献的，外表铮明瓦亮，跟解放前外国租界里洋警察吹的警笛一个声音，听起来别有一番味道。两个队集合的信号不同，应该是为了便于社员区分吧！

钟声过后，社员们陆陆续续从家里出来，带着各自的农具，来到集合地点——老榆树下。在等人的过程中，男社员们见了面拿出旱烟末、纸条互相让着卷烟吃，上年纪的一般用烟袋锅。一阵寒暄礼让之后，一团团的青烟从人群中徐徐地升腾起来，萦绕在一个个灰头土脸上。间或伴着几声或高或低的咳嗽声。人们一边吧嗒着烟，一边东拉西扯地闲谈起来。谈论的内容或者是天气，或者是庄稼的长势。喜欢听广播的就议论刚听到的国家大事。

对于国家大事，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解读，对或不对并无大碍。再加上广播的标准国语他们听不懂，因此说起来常常驴球马胯差的很远。记得1963年，中苏论战时，一个村妇就问另一个村妇：“老喊打倒人家黑路媳妇，黑路媳妇咋啦？”令人喷饭。

1972年尼克松访华，社员们都说，尼克松是帝国主义最大的坏头头，这次来了说甚也不能放他回去，要坚决抓住枪崩他！队长一听急忙大声宣布：“毛主席决定了，这次暂时不杀他！”社员们一片哗然，对此格外气愤和不理解。

1970年代，堡子湾公社的返销粮里有进口的饲料玉米。不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如何打探到了此事，要派专员来华调查。为了应付调查，得胜大队还专门给社员开会，千叮咛万嘱咐说：“如果美帝来查问，你们就说那些玉茭颗子都喂猪啦，千万别说给人吃了！”许多社员为此愤愤不平：“莫非额们都是猪？”

每天早上，人来齐了，生产队长便根据当天地里的情况，按照男女，体力强弱等不同情况分配农活，然后大家分头去干。晚上收工时，由记工员跑着到处记工。

文革时，人们上早工，到地里干一会活，再回来吃早饭。吃早饭前，还有一样重要内容，就是社员们十几个人站一排，分头背诵《毛主席语录》，会背的才放回去吃饭。开始时挺严肃，年轻记性好的，一次背一段，还能过得去。但岁数大、嘴笨的，即便现教也说不来。比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仅十个字，教了一个老贫农二十遍，从他嘴里出来总是“千万不要阶级斗争。”最后有一纳鞋底的妇女看不下去了，在边上多嘴：“千万不要忘记带针”。这他倒是记住了，但又被社员们指证他篡改毛语录，那罪行可不轻。队长慌忙说：“吓死人啦，快算球啦，再背出事儿呀！”

一天早晨出工，到了地头，队长让人们分头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有个老奶奶没文化啊，记不住这个词儿，琢磨半天，喊出来的是“祝毛主席贵贱不死！”“贵贱”，雁北方言，就是一直不死的意思。这个老奶奶年轻时给队长开过奶，因此人们对她格外开恩，哄笑一气就算过去了。

还有一天早晨，队长带领大家背诵《为人民服务》中的经典段落：“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其中有一句是“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当背诵到这句时，一个富农子弟开玩笑，小声嘀咕了一句：“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人不同意。”尽管声音很小，还是被站在附近的民兵连长听到了。这还了得，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就是篡改毛主席语录，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不敬。

当即，民兵连长一声吆喝，那个说“死的人不同意”的富农子弟被带到毛主席像前，令其跪下叩头请罪。直磕的满面灰土，脑门出血才算了事。

那时生产队经常开会，学习毛泽东思想，传达公社精神。有时白天开，有时晚上开，凡能行动的都得参加。

会一般在大队部开，会议室是三间或五间打通的大正房。南北大炕，炕头有几卷行李卷，是饲养员、更夫和五保户的。当年，生产队的一些重大活动都在这里进行。那场景，那气氛，那诙谐幽默的故事，那多姿多彩的面孔、人物，都深藏在人们的记忆中。

文革高潮时，生产队的会更多。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生产队长虽然不识字，但上衣口袋里总要别管明晃晃的钢笔。他开会特别有经验，出口成章，会煽情。人越多、场面越大越兴奋，停不下嘴来。常常一口气能滔滔不绝地讲几个小时。诸如“吃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党的恩”“抓革命，促生产”“早起三点半，晚上看不见”“白天红旗飘，晚上红灯照”……把社员讲的晕头转向。当时的会议除了搞阶级斗争，忆苦思甜外，还组织社员学习老三篇《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