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从“民主先生”到“台独教父”的复杂一生 * 阿波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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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从“民主先生”到“台独教父”的复杂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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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氛围在1990年春天爆发成一场大规模学生运动——野百合学运。3月16日,几千名大学生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后来称"自由广场"),他们席地而坐,手举象征纯洁与理想的野百合花,要求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解散"万年国会"、召开国是会议。所谓"万年国会",是1947年在大陆选出的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因为国府迁台后长期不改选,许多人任职超过40年,甚至有人去世后由遗孀继任,成了民主政治的笑话。

学生的诉求直接戳穿了国民党威权体制的荒谬。对李登辉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强硬镇压,他也许能暂时稳住政权,但很可能陷入和党外运动的长期对抗,甚至失去民心;如果妥协,则意味着要得罪党内保守派,撕开制度大动手术。

李登辉选择了后者。他在学运爆发的第六天,公开接见学生代表,并承诺会推动改革。这一举动让学运和平落幕,没有出现流血冲突,成为台湾政治史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让李登辉赢得社会声望,也使他在外界眼中,真正从一个"被动继任者"变成了"掌舵人"。

承诺必须兑现。1991年,台湾正式废除了延续四十多年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部法律曾是蒋介石、蒋经国维持"长期战备"的法律武器,赋予总统超越宪法的权力,台湾因此被锁死在"战争动员"状态。废除它,意味着台湾终于告别"非常时期",走向正常的宪政秩序。

紧接着在1992年,台湾举行了立法院全面改选。"万年国会"从此走入历史,几十年来从未真正面对民意的立法机构第一次被选票取代。这个过程相当于把国民党体制的"老骨架"彻底拆掉,让台湾的民主制度有了真正的运行空间。

这一连串改革,奠定了李登辉在台湾现代史上的地位。如果说蒋经国的功劳是"解严",打开了门,那么李登辉做的就是把门彻底推开,把旧墙一块块拆掉。他不仅延续了蒋经国的方向,而且真正完成了制度转型的关键环节。

当然,这些改革也让他在党内更加孤立。许多国民党元老觉得他是在"掏空老国民党",逐渐把党带往不可预知的方向。但对台湾社会来说,李登辉已经和"民主化"紧密捆绑在一起。在这一任期,他从一个"临时总统"真正变成了"民主先生"。

1996年:第一次总统直选

1996年,是台湾历史上的大关口。这一年,台湾人第一次能用选票,亲手选出自己的总统。对于经历过长期威权统治的社会来说,这不仅是一场选举,更像是一种"成年礼"。

选举过程本身就充满戏剧性。国民党提名了现任总统李登辉,民进党则派出彭明敏,另有新党和无党籍候选人参选。多方角逐下,台湾社会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多元竞争。但这场选举并不仅仅是岛内的民主实验,而是被两岸关系推上了国际舞台。

1995年,李登辉赴美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强调"台湾经验",引起北京强烈不满。大陆视之为"台独信号",随即在1995年底到1996年初,对台湾周边进行大规模导弹试射和实弹演习,企图用武力威吓台湾选民。台海一度山雨欲来,民众心中也弥漫着紧张气氛。

然而,效果却和预期完全相反。解放军的导弹没有吓倒台湾人,反而激起了"票投李登辉"的团结心理。那一刻,很多台湾人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我们必须靠自己守护手中的选票。更重要的是,美国直接派出两个航母战斗群驶入台湾附近海域,对大陆形成震慑。台海危机在紧张之余,也让台湾民众看到,美国在关键时刻会出手,这种安全感在政治心理上极其重要。

最终,李登辉高票当选,成为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他在胜选演说中强调:"今天,台湾人民用选票告诉世界,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这句话,既是对岛内的宣告,也是对大陆的回应。

1996年的选举意义,不仅仅在于一张张选票,更在于整个社会心态的转变。几十年来,台湾人第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最高领导人不再是"指定",而是"选出";未来的权力更替,不必靠政变或接班人,而是靠公民投票。这在华人世界是前所未有的突破。

对于李登辉个人而言,1996年选举让他彻底摆脱了"继任者"的影子。他不再只是蒋经国扶上来的接班人,而是拥有民意授权的领导人。从此,他的执政风格更加自信,甚至带有一点强硬。他开始不满足于仅仅是"民主化的完成者",而要成为"台湾主体性的代言人"。这也为他第二任期的"去中国化"以及"两国论"埋下了伏笔。

第二任期:争议与两国论

如果说第一任期的李登辉,是"改革者""民主化推手",那么1996年高票连任之后,他已经不满足于做"制度的守护人"。有了民意授权,他开始塑造属于自己的政治遗产:强调台湾的主体性,推动去中国化,乃至在两岸关系上抛出震撼弹。

最著名的就是1999年提出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即后来常被称为的"两国论"。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公开表示,两岸关系不是"国共内战的延续",而是"国家对国家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这句话在岛内引发极大震动,支持者认为这是顺应现实:毕竟自1949年以来,两岸早已各自发展为不同的政治体制;反对者则批评他是在挑衅大陆,甚至为台海埋下更大的危机。北京方面则愤怒回应,指控他是"台独教父",中断两岸对话,并加紧对台军事部署。

在岛内,李登辉也没有闲着。他推动教育和文化的本土化改革,强化台湾主体意识:课本改写,不再以"中国史"为主干,而是强调"台湾史";官方用语逐渐减少"中华民国"的存在感,而更多出现"台湾"的字眼。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这是第一次在课堂上听到"我们是台湾人",而不只是"我们是中国人"。这种认同的转换,成为他最深远的政治遗产之一。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在恶化。李登辉为了掌握权力,不断提拔本省籍干部,边缘化外省派元老,引发党内分裂。部分不满他的元老与年轻人组成"新党",公开和他唱反调。虽然他在党内斗争中一度占上风,但国民党的团结早已被他亲手拆散。也因此,2000年大选时,国民党分裂成李登辉支持的连战、宋楚瑜的亲民党两股力量,最后让民进党的陈水扁渔翁得利。

第二任期的李登辉,是个充满矛盾的形象。一方面,他推动台湾完成民主转型,强化了台湾社会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他的两国论让两岸关系陷入长期紧绷,他在党内的斗争手段也让国民党元气大伤。支持者称他是"台湾民主之父",反对者骂他是"国民党的掘墓人"。

回头看,他在第二任期做的事情,几乎决定了此后20年的台湾政治走向:岛内政治认同往"台湾化"倾斜;两岸关系因"两国论"再难回到"一中各表"的轨道;国民党从此失去执政的垄断地位。

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

2000年的总统大选,是台湾政治史上的关键时刻。候选人有三组:国民党的连战、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及脱党参选的宋楚瑜。三强鼎立的格局,最后竟然让陈水扁以不到40%的得票率当选。这意味着国民党丧失了自1949年迁台以来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权。

这场大选的背景,是国民党内部的撕裂。宋楚瑜原本是省长,民望极高,按许多分析,他如果代表国民党参选,几乎稳胜。但由于与党内元老不合,宋被拒之门外,愤而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结果,宋和连战瓜分了大多数"泛蓝选民"的票源,反而让陈水扁得以渔翁得利。表面上,这是一次选举格局的偶然;但深层次看,这是李登辉执政后遗症的集中爆发。

李登辉在国民党内部扶植本省籍干部、边缘化外省派元老的路线,早就让党内矛盾激化。宋楚瑜的出走,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更敏感的是,坊间普遍流传李登辉暗中对连战"放冷风",甚至有人指控他默许宋楚瑜分裂国民党,以便让陈水扁上台。理由也不难理解:李登辉早已不满足于国民党传统的"中国党"定位,而希望推动台湾本土化。在这个意义上,民进党的胜利与他的政治理念并不矛盾。

无论传言真假,结果就是国民党失去了政权。党内一片哗然,许多人认为这是李登辉"自毁长城"。事后,李登辉被迫辞去国民党主席,最终彻底脱离国民党。对蓝营支持者来说,他成了"国民党的掘墓人";但对许多台湾社会大众而言,他是那个让台湾第一次完成政党轮替的人。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Matters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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