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瑞五家住在西城区。在黄瑞五家中五人被打死的四天之前，1966年8月24日，在西城区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这是北京各区中最早建立的“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区、海淀区等区的“纠察队”都是在其后模仿成立的。他们声言“纠察队”的功能是建立和维护“革命秩序”。“西城区纠察队”当时名震北京甚至全国，被简称为“西纠”。“西纠”发出了十道“通令”。这些“通令”被印制成大张传单张贴并且被编印成书，指导当时的抄家以及驱逐居民的行动。这些“通令”也散发到全国各地。“西纠”实际上成为北京甚至全国红卫兵在那一时期的龙头领导力量。

1966年8月28日到黄瑞五家抄家和打死五口人的，是北京第38中学的红卫兵。8月24日“西纠”成立时，第38中的红卫兵是发起单位之一。

上述打死李丛贞大爷的红卫兵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这个学校也是“西纠”的发起学校之一。他们在1966年8月25日，即西纠成立的第二天，在该校校园中打死了靳正宇和姜培良老师，以及一个学生的母亲樊希曼。

“西纠”的其他发起学校中，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中打死了校长沙坪和一个校外司机的妻子；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校园内打死了校长卞仲耘和附近饭馆的一个18岁的女服务员，还在校外打死了七个居民。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三个校外居民；北京第八中学红卫兵打死了学校负责人华锦和8个校外居民；北京第六中学的红卫兵在六中校内中设立监狱，在那里打死了校工徐霈田、学生王光华以及被抓来的学校附近的一个房产主何汉成。何汉成当时70岁左右，在西城区绒线胡同拥有房产。何家还有四人在被抄家时被打死。

西城区的高被害人数，无疑和黄瑞五家遭受的这种三小时内被打死五人的高强度杀戮，以及“西纠”各发起单位的高杀人率，有直接关系。

“西纠”得到文革最高领导人的大力支持。“西纠”的袖章是编有号码的。他们为毛泽东制了“001号”袖章，为林彪制了“002号”袖章，为周恩来制了“003号”袖章。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时候，林彪和周恩来都戴上了“西纠”的袖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照片上，林彪和周恩来佩戴的红卫兵袖章上印的“纠察队”字样都清晰明显而突出。照片上的他们笑容满面，兴致勃勃。

在8月31日接见的第二天，即1966年9月1日，北京在一天内被打死的人数达到了最高峰。那是在黄家五口人被打死四天之后。

1966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放了一份关于红卫兵“破四旧”的文件，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文件中说，北京红卫兵在1966年8月底到9月20日，打死了1,772人，没收了50万间房屋，以及黄金白银等等。这些被当作红卫兵的“功绩”。文革领导者当然不屑于列出被打死的人的名字，因而无从知道黄瑞五家中五口人之死，是否被计算在此数字内。亲眼见到1966年夏天的杀戮的北京市民说，北京那一阶段被打死的人的数字应该大于此数。然而，仅仅1,772也已经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数字。

这一文件从未允许普通老百姓或者学者阅读。文革后，中共中央发过一份1980年70号文件，在其“附件”中，有关于1966年夏天红卫兵杀戮的人数等内容。但是“附件”只被允许发到“省军级”，也就是说，依然不准老百姓和学者了解有关事实。文件说，附件只发到“省军级”，是因为“附件”的内容涉及“党和国家机密”。

为什么1966年夏天红卫兵杀害的人数要被算成“机密”呢？

在1966年夏天的“破四旧”中，当局实行的搜查没收私人拥有的房产以及黄金白银和外币，可以看作是文革实行的一项新经济政策，也是文革的社会改造计划的一项内容。先不论这一社会改造计划的对错，需要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共产党已经掌权17年，权力极大，这样的目标是完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来做到的。为什么要同时杀害如此巨大数字的和平居民呢？为什么要用如此残暴的手段－－发动组织红卫兵来殴打折磨甚至杀害大批普通人呢？社会改造计划的需要不足以说明1966年8月杀戮的成因。1966年夏天发生的事实，证明这场杀戮不但是手段，而且是目的。文革领导人以革命的名义杀害黄瑞五及其家人，杀害李丛贞、孙启坤这样的人，不可能用为了没收私人房产来解释。这样的残酷杀害只能说明文革的最高领导者想要建立的，就是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人民生死的暴力迫害型社会。与民主社会由人民来投票决定谁可以成为他们的领袖完全相反，在文革建立的新“革命秩序”中，领袖可以任意杀害黄瑞五那样的普通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