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北京第38中学的红卫兵到大红罗厂南巷20号抄家。他们在黄瑞五的房间里搜出一个空子弹壳。黄瑞五解释说空子弹壳是体育训练中作射击练习时留下来的。但是红卫兵咬定他私藏有枪支。黄瑞五当然交不出枪来。红卫兵就把黄家的人捆绑起来，命令他们跪在院子里，开始用木棍和铜头皮带毒打他们。

黄瑞五的大姐黄炜班，是北京平安医院妇产科大夫，她结婚后另住在外，这一天也被红卫兵叫到其母亲家中。看到红卫兵毒打她的外婆、母亲和弟弟，以及家中的老佣人，她试图婉言劝阻，不但没有效果，而且被红卫兵一起毒打。

红卫兵三个小时的毒打，打死了黄瑞五家中的五口人。他们是：外婆李秀蓉，母亲陈玉润，大姐黄炜班，家中的老佣人（姓名不详），以及黄瑞五。其中黄瑞五、黄炜班、老佣人三人当场死亡，外婆李秀蓉、母亲陈玉润并未当场断气，但是稍后很快身亡。

黄瑞五的妻子汪克宽，当时不在家中。她在工作单位，因而侥幸免难。他们的孩子还只有一岁半，由一个保姆带领。保姆机警，告诉红卫兵她不是黄家人后，立即抱着孩子离开了黄家，保全了她自己和孩子的生命。

黄家五口人被打死后，红卫兵从火葬场叫来车子拉走了尸体。尸体烧后，骨灰被丢弃。黄瑞五的妻子被命令迁出户口。黄家的院子被没收另用了。

黄家五口人在三小时内被打死，当然是极大的惨案。然而，更悲惨的是，在1966年8月的北京不是个别偶发案件，而是和一大批类似的故事同时发生的。

例如，在黄家人被杀害的同一天，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到北京地安门东大街93号朱广相医生的住宅抄家，并且殴打朱医生。朱医生曾经当过北京平安医院的院长，地安门东大街93号房子，是他的私产，住着他和妻子以及儿女和孙儿女。朱医生的邻居李丛贞，是半导体研究所的工友，朱家的小孩子们都叫他“李大爷”。李丛贞老人见红卫兵毒打朱医生，上前劝说：“朱大夫是好人，别打他了”。由于这一劝说，李丛贞被红卫兵一并绑在房前柱子上，用棍棒和军用皮带劈头盖脸地毒打。打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见李丛贞的头耷拉下来，也不再发出惨叫声，还说他“装死”。接着，一个打他的红卫兵，为判断李丛贞是否真的死了，就抡起一把刀，从他的肩膀上劈下一块肉。他们见李的身体对刀劈完全没有反应，才把李丛贞的尸体从柱子上松绑上卸了下来。李丛贞被打死后，朱医生一家被押往二附中关押了两个多月。他们被释放时，他们的房子已经被占用了。

例如，在黄家人被杀害的前一天，1966年8月27日，孙启坤，一个退休会计，因为她丈夫所在的北京钢铁学院已经有一人被打死，他们离开家试图躲避灾祸。在途中她到城中弟弟家停留。她的弟弟孙菊生，是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物理老师，住在西交民巷前细瓦厂2号。他有祖传的五间房子。孙启坤到达时，孙菊生一家已被北京第31中学和第八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抄家，并且被监禁在家中而且遭到多次拷打。孙启坤被扣住。她被打死在弟弟家中。

一位住在西城区西单附近灵境胡同的居民告诉笔者，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辆平板三轮车从灵境胡同里拉出来十来具人的尸体，都是红卫兵抄家打死的胡同里的居民。“那么多尸体在车上，白花花的，象是一扇一扇的生猪片摞在一起。”这位被访者说。那时北京的商店常用平板三轮车运生猪片到各零售商店出售。8月正值高温季节，人们本来只穿单衣，被打死的过程中，衣服被打烂了，所以尸体几乎形如裸体。尽管已经经过了三十年，这位被访者仍然怀有极深的恐惧，为那一亲眼目睹的恐怖场景，也为不知道说出事实是否会带来麻烦的忧虑。

1966年夏天，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数千名居民，同时，把十万居民强行驱逐出北京。在北京市的各个区中，西城区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最多。西城区是北京的中心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物的住地中南海就位于这一区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也都在这一区里。西城区不但被打死的人数最多，而且死亡数字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区。西城区被打死的人数，几乎相当于死亡数字居第二、第三、第四位的另外三个区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