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文能把平板三轮车蹬得飞快，把报纸分送给各个卖报点。争购《中学文革报》的热烈场面我从此再没见过：人们排成长龙般的队伍，举着钱，前胸贴后胸，买到的人如获至宝，没买到的人遗憾万分。有人用二十五倍的高价从人手中转买。人们买报那殷切的表情告诉我，他们是在寻找真理之声。对于大规模的混乱人们是多么厌倦，对于压在人头顶上的等级制是多么憎恨。
牟志京从来不卖报纸，他认为这不是总编辑份内的事。
我参加进去时，报纸已经出刊到第四期了。我们每天到自来水公司的一间空房子里碰头。有一天，牟志京和遇罗文争论起来。牟志京说：“为什么总登‘小组’的文章？”罗文说：“你有什么好文章吗？你拿不出好文章，就登‘小组’的。人们都爱看小组的文章。”“小组”的全名是“北京市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的笔名。
纸张被控制起来了，要弄到纸必须有清华大学第三“司令部”蒯大富的批条。我和闫世钧上清华大学找到蒯大富。天气已经不太冷了，蒯大富还穿着棉大衣，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方脸，戴副深色镶边的眼镜。我说明来意，希望他能批些纸。蒯大富不以为然地说：“《出身论》是很错误的，错误的，不能给纸。”我说：“咱们辩论辩论吧。”蒯大富显然不愿和我浪费时间，站起身来就跑，一边跑一边说：“不屑一辩，不屑一辩。”周围的人看我们俩在院子里赛跑不禁哈哈大笑。
回到遇家，我对罗克哥哥讲了这件事。他高兴地说：“你可真行，追得他满院子跑。”我说：“这算什么，我是为纸。”罗克哥说：“我给他写封信，约他到王府井辩论，如果他来了，把个蒯大富驳得哑口无言，不亦乐乎，你看怎么样？”我说：“他恐怕不会来吧。”罗克哥还是把信发出去了，蒯大富呢，当然没敢来。
罗克哥哥给许多中央首长都寄去了文章，希望获得支持。《中学文革报》总编辑牟志京也存在着这个幻想。有位同学到牟志京家，说：“快走，快走，中央首长正在人大会堂见群众。”牟志京急忙拿了几份《中学文革报》赶到人大会堂，牟志京解下球鞋带，把报纸捆好，请前排的群众传交给中央首长，眼珠不错地追随着报纸，直到首长身边的警卫员接了才松口气。
事情却恰恰相反，当时身居要位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中学文革报》在艰难的逆境中作战，联动分子砸，四三派抢，谁都可以打击《出身论》来显示自己是“革命”的。北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印刷，第七期转移到天津去印时，戚本禹发话停刊，我被派往天津，通知印刷厂停印，《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
风雨飘摇中的一个乐观的家庭
遇罗文的家住在东四明星电影院旁的一条死胡同里，是座不大的四合院，本是遇家的私产，“文革”前就早早地交了公。他家住北房一大间一小间，遇罗克则住在最东面门冲西开的放煤间改成的小条型屋里，屋里仅能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桌。
我认识遇罗文是在一九六六年年底，他家已遭红卫兵几次洗劫、抄家，遇罗文的姐姐遇罗锦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送到良乡劳教三年，罪名是书写反动日记。他家处处能感到被专政的窒息，却没有丝毫的不振作。
遇罗文希望我能够用自行车带人，他让我拿他练，我怕摔着他，他说：“保证摔不着。”我除了敢带他还是谁也不敢带。
他让我练习蹬三轮板车，我觉得有失体统，说什么也不肯。
我对社会的认识刚刚开始，满脑子都塞满了学校灌输的条条框框，我有一句幼稚的话被遇罗文当作笑柄。我说：“中国没有失业的。”遇罗文说：“我们这边儿有姐儿俩，没找着工作，插队去了，这不叫失业叫什么？”以后我们俩发生争论，他就学着我的腔调说：“中国没有失业的——什么呀！”
我想到前途感到渺茫，遇罗文一次偶然冒出几句：“咱们以后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去过鲁滨逊式的生活。”我一听正中下怀，便很现实地说：“咱们插队去吧。”遇罗文立即无精打采地说：“插队可没意思了，你没去过农村不了解情况。”“你去过吗？”“我哥去过，所以我了解。”他换了较和缓的口气说：“‘困难时期’你饿着了？”我立即想起自己成大眼灯的情形，说：“够呛。”遇罗文感慨地说：“你那时要认识我们家就好了，我们家一点也没饿着，我哥哥在农场干活，给我们带回大米、白薯。”我遗憾地说：“真是太可惜了。”罗文又告诉我一件事：“在农场，有一对青年男女结婚时，谁都不参加婚礼，只有我哥哥去了，还送礼物给他们。”我惊讶地问：“为什么？”遇罗文勉强地说：“那女的怀孕了。”一阵沉默。
罗克哥哥在遇家三兄弟里，个子最矮最瘦弱，他活泼，好动，说话尖刻不饶人。他喜欢玩打手板的游戏，一打起手板来，他的眼睛里闪动异常灵活的光，罗勉老被打着，每被打一下，罗勉就用另一只手轻轻抚摸被打的手背，腼腆地笑着，罗克哥哥就高兴地笑个不停。他还很喜欢唱京戏，他有一副好嗓子，声音很细，响亮，也很柔和，他常与罗勉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话：“罗勉，你演那个胡传魁，我演那个阿庆嫂怎么样？”罗勉笑而不答。“那你演那个没出场的阿庆。”说完，自顾自地唱起来。
罗克哥哥把罗文当成大人对待，和他讨论文学。有次对罗文谈起《红与黑》：“斯汤达写于连在山顶上看鹰那段多好哇！”罗文赞同地点点头，不过，我很怀疑罗文是不是看过《红与黑》了，即使看了，是不是注意了这一段？
罗克哥哥抓紧时间拼命地看书，他那儿文学书籍不断，但丁的《神曲》，莫泊桑的《漂亮的朋友》，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英国女作家的《呼啸山庄》……除了外国文艺，罗克哥哥还研究中国古典诗词，他拿了一张纸，上面抄了好几首诗词，对我说：“你们师大女附中老师水平高，这几首诗词上有些地方我不懂，像‘有凤来仪’怎么讲，是什么典？”我拿了去问语文教员杜老师，杜老师有的也讲不上来，罗克哥哥很是遗憾。
罗克哥哥告诉我：“我考大学时成绩很好，可是不录取我。我去问班主任，为什么不录取我？班主任撒谎说我数学不及格。其实我数学得一百分。”争取高等教育的权利是罗克哥斗争的主要动力之一。
有次我发牢骚说：“到处搞武斗，这叫什么‘触及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罗克哥哥笑着说：“应该叫‘打击每一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因为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被打击到了。”
遇伯父、遇伯母常常流露出对我们的担心，遇伯母焦躁不安地说：“捏死你们，还不跟捏死几个小蚂蚁似的，你们别折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