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日记谈到，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说法，指“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晚，统领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当时正在北平某处开 party。出席那个 party的名媛，还包括张学良十分钟情的电影明星蝴蝶。当少帅收到东北军的军情电报时，就下达了“不抵抗命令”，于是日本关东军便长驱直入，短时间内便全面占领了东三省。
如果这是小说，这会是一个在残酷战火的枪声中同时出现的浪漫故事。总之，这个说法不胫而走，很快便成为了一个为人津津乐道，也充满了虚假消息及误解的历史插曲。
张学良后来也承认了那个“不抵抗命令”是由他自己下达的。他的解释是：当时判断日军只是寻衅挑衅，不想给予关东军扩大战争的借口；加上当时东北军主力不在沈阳，装备及兵力都难以与精锐的关东军硬碰，所以才会决定不抵抗。这样的解释是否合理，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他晚年重获自由后，亲自证实这个决定及背后的原因，起码是还了蒋介石一个公道，不是蒋介石要他不抵抗，他也不是因为追星，因而胡里糊涂地下达“不抵抗命令”，而是基于一种现实的政治与军事实力判断。至于判断是否合理，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无论如何，东北失陷，令很多人义愤填膺，要追究责任，这个张学良在事发时竟然还party，追蝴蝶的说法，传开得很快，而且很多人相信。
有一位当时的知名文人马君武（1881–1940），他当时是广西大学校长，也是国民党的元老，地位崇高。马君武除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之外，也写诗，其中有很多政治诗，以诗歌记述时代，臧鄙时人。当时他就著张学良开 party不抵抗的传闻，写下了两首题为《哀沈阳》的七言诗：
其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其二：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两首是关于中国近代史最著名的政治讽刺诗之一。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两个月的11月20日，在《时事新报》公开发表，一时间广为传颂，诗中借用流言影射张学良沉迷声色，不顾军情，也令张学良霎时间变成了东三省失守的罪人。
第一首诗提到了三个女性的名字。
“赵四”是赵一荻。她出身于富家名门，在家中排第四，人称赵四小姐。她1928年认识了少帅，钟情于他，不顾世俗的眼光，成为了他的情妇，甚至不惜搞到她的父亲要与她脱离父女关系。九一八事件发生的时候，她与张学良的关系已经很公开。
“朱五”指的是朱湄筠，是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五女儿，也算是当时的社交名媛，与张学良及赵四小姐有交往。
“胡蝶”是张学良开party故事中的女主角，艺名蝴蝶，是当时的著名影星，穿梭于上流社会。
两首诗的意思十分清楚浅白，就是说张学良在北平的舞厅与包括蝴蝶在内的名媛跳舞开party，以至于漠视了沈阳发来的军情，更下达不抵抗命令，令东三省失守。
诗中对那个传闻的描述，极具电影画面感及冲击力，迅速令很多人感到愤慨，张学良被称为“不抵抗将军”，而胡蝶也被冠上了红颜祸水的骂名，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后世的历史研究和当事人的回忆都清楚表明，马君武这两首诗，虽然感染力极强，但与事实却有巨大的出入。
胡蝶本人从来未见过张学良，也根本就没有去过那个子虚乌有的party。事发的时候，她正在上海拍戏，根本不在北平。直到9月21日“九一八事变”之后几天，她才随着制作团队到达北平拍摄外景。
马君武的诗作刊出之后，胡蝶成为最无辜的受害者，面对极大的压力及委屈。她在《申报》上连续多日刊登“严正声明”辟谣，其所在的电影公司也为她作时间证人，但舆论来势汹汹，辟谣的效果远不如造谣有效。
至于张学良，九一八发生当晚，他确实是在北平，而不是在沈阳。据说他当时因为伤寒，去了北平养病。当沈阳枪声响起的时候，他也确实在剧院，不过就不是开party，也没有跳舞，而是在观赏梅兰芳的京剧演出。
当沈阳发来紧急电报的时候，梅兰芳正在表演，张学良即时离开，召集了当时在在北平的东北军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张学良对形势的判断及决定不抵抗，也是一个参考了军方将领意见之后作出的决定。
虚假的事件确实是寄托了当时的公众情绪，两首诗也把这种情绪推向高峯。张学良这位被称为“不抵抗将军”或“风流将军”的少帅，名声也受到极大的损害。电影明星胡蝶一时间也成为了丧权辱国的符号。
张学良是直到1990年蒋介石及继任的儿子蒋经国都先后离世之后，才获得当时的台湾总统李登辉释放，前后渡过了54年的软禁及监管岁月。
晚年当他接受访问谈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自言此生都会对此事耿耿于怀，也多次在自己的口述历史中因这件事发牢骚。他曾经说到“我最恨马君武的那首诗了”，又坚称“跳舞是跳舞，但政治是政治，我张学良绝不会因为跳舞而不理政事。”
这两首基于谣言的诗句，成为了推动中国近代史这一宗既是“文学冤案”，也是“政治假新闻”的传播，过程中结合了时代的悲愤情绪，令假消息比真相传播得更远、更深、更令人难忘，也写入了民族记忆之中。有段时间，甚至连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都有把这件冤案当历史来讲。直到近年，一些写文章的人，仍然用这个道听途说来大作文章。
“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失去了东北这个地盘，唯有全面投靠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他志切要为父亲张作霖报仇，也要为自己洗脱污名，他不满蒋介石那套“先安内后攘外”的对日政策，在1936年发动了“西安事变”，成功迫使蒋介石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中国共产党联手抗日。
近代的历史考证研究，一般相信张学良在1936年6月底，即“西安事变”发生前约六个月，曾经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获得接纳。1936年12月他发动了“西安事变”之后，周恩来迅即去到西安处理，间接说明了“西安事变”很可能有中共的操作在背后。但张学良至死都没有承认这一点。
“西安事变”之后，他被蒋介石拘捕，带上军事法庭，被判刑10年。事后蒋介石要求把他“特赦”，然后交由军事委员会监管。但特赦要求获准之后，蒋介石就把他软禁起来，而且比原本的10年刑期长了五倍多，足足软禁及监管了54年。
张学良被软禁之后，赵四小姐始终追随，陪伴他渡过了54年漫长的幽禁岁月。就算张学良的元配一直不肯离婚，她没有正式的名分，她也不介意。直至1964年，张学良的元配夫人于凤至当时在美国，终于被说服，愿意签纸离婚，赵四小姐才正式和张学良结合，当时他与张学良已经一同渡过了28年幽禁岁月。
但她最终能够看到张学良重获自由，也与自由身的张学良渡过了她人生的最后10年，她在2000年逝世，当时她已经88岁。张学良少年风流，却赢得了一位痴情女子陪伴终身，还陪他坐了54年政治监。赵四小姐离世之后一年，张学良也在一百岁的高龄逝世。
历史事件的高潮过后，前台的主角总是要回归平淡的，但这段故事前后接近70年，对于张学良有涯的人生，确实是漫长而且充满波折的。“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张学良风华正茂，有人说他的人生是个悲剧，有人说他赢得红颜知己，又得享高寿，又有机会为自己蒙受的冤屈作澄清，应该死而无憾了。究竟是悲剧还是无憾，谁可以说清楚？世人会如何判断？
虚假的故事得到了澄清，真正的爱情故事是否感人，得看你从那个角度去看。但很多历史事件仍然是悬案，“西安事变”就是其中之一。历史的真相几时才能还原？历史有没有真相可言？这是个问题！
无论有几多个这样的故事，社会真的会从历史中得到教训吗？不知道，唯一肯定的，是政治似乎始终无情。张学良澄清了不是蒋介石下达不抵抗命令，为蒋介石洗脱了其中一个骂名。蒋介石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10年监禁变成54年的软禁，其无情与残酷，说明了现实政治的悲哀，卑微人生的无奈！更无奈的是类似的无情与残酷，竟然在近百年后的今日，在一个曾经文明的国际城市香港不断上演。
在当下的反文明、倒退、无情与残酷背后，也许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有待我们去发掘，就算不能改变什么，也许仍然可以为政治毒浊如昔的这个所谓东方文明，燃点微弱的希望之光，或者起码可以触动人性中可能还残存的一点点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