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13年乌云密布下的北京天安门
据中共党媒介绍，梁漱溟是当代中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人士，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
但是，当代中国文化名人梁漱溟，在中共夺取政权后的第四年，1953年，却被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痛斥为“杀人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狠批梁漱溟是“杀人犯”
1953年9月8日-18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两会”——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
参加这次“两会”的有两个名人：一是中共中央主席、全国政协主席、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一是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
当时，中共还没有成立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责。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相当于后来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委员相当于后来的全国人大代表。
正是在这次“两会”上，毛泽东痛斥梁漱溟是“杀人犯”。
毛说：“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那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如果梁先生的这类意见也可以称作‘谏’，我声明：确是‘拒谏’。饰非则不是。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是一件小事吗？”
“你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实行你的，结果就要亡国，中国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北京就要开会欢迎蒋介石、艾森豪威尔。我再说一遍，我们绝不采纳你的路线！”
“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
“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政协）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梁漱溟到底说了些什么？
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然后，是政协委员发言。
9月9日、11日、16日，梁三次在会上发言，主要内容如下：
一、由于政府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
二、由于完成政府的计划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我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成问题，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盛行。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工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
三、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几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质量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漱溟反复申明，“我是拥护总路线的，何曾反对过国家的总路线呢？我只不过是想提醒中共中央注意某些问题，根本没有否定总路线的意思，更不想损害工农联盟。”
梁漱溟欲申辩被轰下台
因为毛的话是对梁的全盘否定，且很多话像尖刀伤人，梁接受不了，要求有申辩的机会。
在9月18日的中央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轮到梁发言时，梁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毛）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的。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我是恶意，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周恩来的长篇发言），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在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的发言刚开头，会场有一些人打断他，不让他往下讲。相持之下，梁离开讲稿，把话头指向主席台，特别是毛，以争取发言权。梁说：
“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之后就“毛是否有雅量”，毛、梁争论了几个来回。梁仍坚持说，“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
此时，会场大哗。不少人呼喊：梁漱溟胡说八道，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但梁坚持不下讲台。他望着主席台，要看看主席台的意见，特别是毛的意见。
毛只好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讲一讲要点好不好？”
梁答：“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再度形成僵局。会场又一次哗然。有几位即席发言，指斥梁的态度狂妄之极、反动成性，不许他再说下去。
批了一阵后，毛提议让梁再讲十分钟。
梁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讲不清楚，希望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这时，有人提出，请（毛）主席付诸表决，看让梁漱溟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
表决结果：多数不赞成梁讲话。梁还想再说一句，会场立刻有人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
梁被轰下台，一场僵局宣告结束。此后20多年，梁消失公众视野中。
此前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
毛、梁同岁，都生于1893年，梁大毛70天。
1917年10月，只有24岁，仅中学毕业的梁，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讲师，教授印度哲学。
梁在北大哲学系有一个同事，叫杨怀中。梁常到杨教授家请教。1918年，毛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到一个管理员的差事，住在杨怀中家。每次梁到杨家时，都是毛开门。也就是说，早在1918年，毛、梁就相识了。
1931-1937年，梁到山东邹平县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搞了7年乡村建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梁受蒋介石之邀，以无党派社会贤达的身份，先后任中华民国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事委员会特派员等，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梁任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同盟的秘书长，在国共两党之间调停，希望停止党争，和平建国。
1938、1946年，梁两次到访延安，受到毛的热烈欢迎。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后，毛盛情邀请梁到北京共襄国事。1950年1月，梁离开重庆，经武汉到达北京。
到北京后，梁被“选举”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成为毛的座上宾。毛经常请梁到中南海的家中叙谈，共进晚餐。
在1953年9月前，毛、梁的交往大体每一、二个月即有一次，一年有若干次。
但是，仅因为梁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中共“两会”上讲了上述意见，毛立即翻脸不认人，把梁批得一钱不值。
毛听不进梁的真话的后果
从上面的叙述可见，梁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一个政协委员，在中共“两会”上，不过讲了一些符合常识的真话而已。
其中最重要的是，梁希望中共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不能忽视广大农民的疾苦。
梁提出的重视农民问题，被后来的历史充分证明，是先见之明。
如果1953年毛能听进梁的话，在土改之后，让农民有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而不是以极左方式，搞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生产自主权等，就不会有后来大跃进运动中饿死3600-4500万中国人（主要是农民）的浩劫大难。
但是，当时位高权重的毛，却一口咬定梁“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历史上就“反共反人民”，现实中“反动透顶”，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一通乱打，甚至斥责梁是“杀人犯”，直到让梁“闭嘴”为止。
结语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前，抗日战火遍全国，国难当头之际，中共不断地向国民党当局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并向全世界承诺：将建设一个“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新中国。
1953年，中共建政仅四年，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在中共的“两会“上，就农民问题诚恳地向中共提了一些现在看来“弥足珍贵”的意见，中共中央主席、全国政协主席、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竟然痛斥梁是“杀人犯”。
那么，请问：毛发动大跃进运动，大搞极左政策，导致3600-4500万人被活活饿死，是什么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