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统黎元洪题名的《协医年刊》中，写到协和初办的情形：“收买豫王府旧址，计面积六十余亩，建筑新屋十四座，外则画栋雕梁，玉栏碧瓦，集中华建筑术之大观，内则设备周密，器械精良。”1921年9月19日,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热闹非凡，名流济济。约翰·洛克菲勒的儿子小洛克菲勒乘坐海轮航行了一个多月从美国赶来出席此次典礼。他在演讲中说道：“协和医院希望给予中国人民的，不仅是医学科学，而且是西方文明在思维发展和精神文化上的精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在日记中提到了这次典礼：“是日典礼极严肃，着学位制服参加列队者，约有一百余人，自有北京以来，不曾有这样一个庄严仪式……罗氏演说甚好。”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当晚，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在总统府举行盛大招待会，宴请全体代表。据美国历史学家、教育家玛丽布朗布洛克博士考证“在整个20世纪，洛克菲勒在中国科学、医学及高等教育的投资接近8亿美元，远高于其他任何美国来源”。学者资先生考证“自1916至1947的32年，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这所远东独一无二的医科大学拨款总数为44652490美元。”为了提高教学水平，一大批美国专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包括考德瑞、步达生、海司汀斯等一流学者，还有当时最前沿的生物化学家凡斯莱克，以及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埃德赛尔，所有设备也均为美国进口。
协和采用残酷的逐级淘汰制,每年平均只有十六位学生可以毕业，培养出了如林巧稚、吴阶平、诸福堂等一批顶尖名医，为日后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种子和骨干。科研方面亦成绩斐然，比如从中药大黄中成功提炼麻黄素，成为研究中草药成功的典范，此外还有对中国常见寄生虫病、黑热病和斑疹伤寒的研究等。这一时期，协和成为了亚洲医学和研究方法的最高标准，对日本和印度的高等医学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924年梁启超先生右肾手术当年就是在协和医院做的。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基金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1938年，董事会通过特别决议：基金会将继续为在华工作拨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迁往内地的乡村建设项目。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它根据当时的条件和需要，以最可行的方式，对迁往内地的学术机构进行帮助。如由基金会拨款邀请一批中国著名学者到美国讲学一年，在此项目下应邀的学者包括罗常培、冯友兰、梁思成、费孝通等十几位教授。1947年内战时，基金会仍抱乐观态度。1947年的会长报告中说：“中国此刻正处于悲剧中，内争似乎不可调和。不过从长远看，前景不一定那么黑暗。此时此刻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1949年后基金会还对中国抱有一丝希望，但是最终证明是一厢情愿。1951年1月，时任协和医学院院长的李宗恩致函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总部：协和已收归国有。至此，基金会停止了最后一笔拨款。负责建造和运营协和医学院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1928年以后独立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但仍接受其资金支持）也被迫离开中国，转而支持亚洲其他国家。大卫洛克菲勒去世后，北京协和医院官方微博称：“洛克菲勒家族最大一个海外慈善项目就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播下一颗西方医学教育的种子。
1917年，当刻着“民国六年”字样的巨大奠基石沉稳落地的那一刻，一所承载了太平洋两岸科学梦想的医学院，由此诞生。感谢洛克菲勒家族对中国医学的贡献！事实上，除了协和，中国医院的四大家族“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都有美国的影子，协和医院刚刚讲了；湘雅医院的前身是1906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毕业生胡美（E.H.Hume）开办的湖南省内的第一所西医医院—雅礼医院；齐鲁医院由自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多个基督教教会联合举办；华西医院是1905年，英、美、加三国的五个基督教会在中国西部创办的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医院都有美国的身影，美国对中国的医疗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第四次：抗日救国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痛，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取得了惨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其中美国对中国的帮助不可谓不大。1938年底中美达成了“桐油贷款”。中国用桐油作为抵押，获得了美国2500万美元贷款，年息4.5厘，但是“不能用于军火”。1940年4月20日中国通过华锡贷款2000万美元，年息4厘，7年还完。10月22日，《钨砂借款合同》签字，美国借款给中国2500万美元，年息4厘，5年内以钨砂进行偿还。1941年2月4日，《中美金属借款合约》签订，中国在7年中售给美国价值6000万美元的钨、锑、锡等矿产，美国向中国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其中一半支给现款，用途不限，另一半在美国采购工农业产品，随用随付。
1941年4月13日《日苏中立条约》签订，苏联停止援华。宋子文在白宫向罗斯福力陈：“中国远东形势之严重；我国望援之迫切；至盼在援助抗战国家新法案之下，能得着大量之实质援助；并盼总统能于最近期中发表援华具体方案节目。”罗斯福在1941年5月6日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并批示：“中国对于保卫美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有资格得到租借援助。”同时同意美国军人辞职后加入陈纳德组织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1941年12月到1945年9月，美国志愿航空队共击落和炸毁日军飞机2600多架，击沉、击毁敌舰44艘，击毙日军66700多人。5月18日，第一批包括300辆2.5吨6轮卡车在内的价值110万美元的“租借”物资由纽约起运来华。至12月，共有6675吨租借物资装运赴华。至1941年夏，美国通过《租借法》已向中国拨款1.45亿美元。1942年3月21日，经过不懈的努力，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5亿美元借款协定。从协定的条文来看，同前几次美国对华借款相比，这次借款“未规定利息，实际是一笔无息借款；未规定偿还期，实际上是长期借款；未规定担保，实际是同盟国政治信誉性质的借款。显然，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最为优惠、数额最大的一笔借款。
从1942年初起，美国政府逐步增加了对华租借物资的分配量。根据1942年5月29日宋子文给蒋的电报，美方已向中方交货的租借物资计有：枪械、子弹、飞机、通信及医药器材共6500吨，兵工材料、卡车及零件14.3万吨，铁路材料5万吨。在1942年内，美国向中国提供的租借法案物资达1亿美元，已经大大超出1941年的数额（2600万美元）。1942年3月21日，罗斯福命令美国空军司令阿诺德成立一支阿萨姆至中国的空运部队，由泛美航空公司提供25架运输机，担任驼峰空运。从1943年起，美国方面明显加强了驼峰空运力量，大大增加了美军空运部的运输机数量。1943年上半年，平均每月的空运量已达2170吨，下半年又增至平均每月6500吨。
1944年5月密支那机场收复后，整个航程得以缩短，而且飞行安全有了保障，另外美国重型轰炸机自身可以带运物资。6月份的空运额便达到了创纪录的18235吨，而1944年下半年的月平均空运额猛增至26100吨。根据美国历史学家德怀特.杜蒙德估计，截至1945年底美国租借援助中国13.35亿美元。1942年2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的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
第五次：奠定大国地位
二战期间美国一直把中国作为战略大国考虑，罗斯福也一直谋求建立大国维持世界和平，这四个大国就是美、英、中、苏，甚至提出了除四大国外，其余国家不允许保留军队，虽然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最终事与愿违。早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就提出了这个想法。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由中、英、美在埃及开罗召开，三国领导人蒋、丘吉尔、罗斯福出席，商讨反攻日本的战略及战后国际局势的安排，制定盟军合作反攻缅甸的战略及援华方案，会后公布开罗宣言，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归还一切侵占的土地，塑造战后东亚的新局势。在开罗会议上，美国总统说：欢迎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我们的“敌人”抬高了我们的地位。开罗会议确立中国成为世界四强的地位，对中国政治上意义重大。
11月23日晚，罗斯福和蒋之间举行了私人会谈，会谈中双方主要对战后的重大事务问题，尤其是战后对日事务问题上进行了交流。
1.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总统表示中国应取世界四强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强机构并参与制定该机构的一切决定。蒋表示中国将欣然参加四强的一切机构和参与制订决定。
2.关于日本皇室的地位：罗斯福征求蒋的意见，日本的天皇制度战后是否应予废除。蒋说“涉及日本政体的问题，应留待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决定，以免造成国际关系中可能后患无穷的错误。”
3.关于对日本本土的军事占领：罗斯福的意见是，在战后对日军事占领的问题上，中国应担任主要角色。罗斯福希望中国能够担负起美国所设想的东亚大国地位，提议让中国来主导战后对日占领，甚至主动明示要将冲绳“送”给中国。但蒋推脱了罗斯福的提议并认为，中国尚不具备肩负这项重大责任的实力。这项任务应在美国领导之下执行，届时中国可作为辅助力量参加此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