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入青春期后，母亲多次说：“那时，我就不愿意让你看到一男一女搂在一起跳舞。”当年外祖父不愿意母亲参加文工团，因为他瞧不起戏子。那时的母亲也许理直气壮地对外祖父说我是去参加革命，但她绝未想到，参加了十来年革命，自己却沦为伴舞的歌女。如果当时母亲脸皮厚些，不在乎女子职业高中的小字报，留下当老师，她的境遇会不会好些？

我不到十岁时，中国苏联交恶。从此，莫说《蜻蜓姑娘》，连最流行的俄罗斯民歌都不能再唱了。那时的母亲开始唱一些新歌，比如《唱支山歌给党听》，《金瓶似的小山》。后一首原是西藏民歌，歌词中有个“您”字。母亲是南方口音，无法分清“您”和“宁”字，常让我纠正发音。

在我记忆中，1958年后，母亲在北京登台演出的机会不多。一个原因是她从歌舞团调到了军乐队。在歌舞团时，虽然母亲不是唯一的独唱演员，却是唯一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独唱演员。

1950年代时，匈牙利声乐专家来华讲学，作为文工团唯一会五线谱又会英文的人，母亲被派去学习。在专家指导下，她唱了《曼侬·勒斯戈》《艺术家的生涯》中的曲目。作为一个独唱演员，母亲的调动显然是受累于父亲，带了惩罚的性质，毕竟军乐队以器乐为主，是为国事仪仗服务的。

那时的革命文艺强调为工农兵服务，母亲单位的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下部队劳军演出。劳军只有器乐演奏，总是不够娱乐，为此铜管乐队才配备了独唱演员。我4个月大时，母亲去慰问苏军，一去三个月。我3岁时，她又远去朝鲜慰问军队。调到军乐队后，母亲绝大多数的登台机会都是下部队劳军。

一年中，母亲最多半年，最少数月都要下部队演出。我们家在京没有亲戚，于是我必须在寄宿学校度过周末。母亲一向服从组织，永远不会为个人的私事向组织说“不”，而那些“不”，很多时候是为了我这个多病的孩子。

我4岁患肝炎住医院，母亲又要远行，她说：“你那时还不会读日历计日子，你就数着病床栏杆对我说，‘妈妈，你这一天再来看我吧。’其实，我第二天就要下部队了。”“人们都说肝炎患者要多吃糖。我买了一包白糖放在你的床头，你保姆再去看你时，发现白糖都被同屋的男孩吃光了，他有祖母陪住。”“后来你出院了，我还在外地。幼儿园怕传染，不肯收你。你保姆帮的那家也怕你传染，不让你去住，怎么办呢？最后还是于大娘看你可怜，同意照顾你几个月。”

我不记得母亲到医院去看我，却记得患病时总被护士按住打针。那些针不仅打在我的屁股上，还打在胳膊和腿上，甚至扎到脑门上。现在想来大概是肝炎病人需要经常验血，而我人小血管细，进针很难吧。

我患麻疹时怕见风，母亲在床边拉起帐子，不许我出门。我站在窗前向外望，脸还肿着，过路的人说我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熊。

常生病常吃药是件苦事儿，有一次趁妈妈不注意，我把该吃的药丢在箱子和床的缝隙间。妈妈问：“你吃过药吗？”我回答吃过了。可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多年后，母亲还会说起这件事：“那是我第一次发现你会撒谎。你记住永远不能对妈妈撒谎！”

母亲照顾生病的我，操心受累，但脾气也很急躁。她从不会讲一句温言软语，总是一边照顾一边抱怨责骂，似乎生病都是我的错。很多年后，母亲还说：“你小时候总是生病，我好不容易存一点钱，你一生病就用光了。”

听她的抱怨，我曾想过也许我真的很碍事。如果那次煤气中毒死了，就不会再碍事了。我甚至幻想爸妈还能生个小弟弟，待他长大后，告诉他曾经有个姐姐，如何如何的可爱，特别是在他淘气的时候，于是我就如天使般地永远活在家人的心中了。

母亲不喜欢社交，也没有什么朋友，音乐和歌唱是她唯一的喜爱和寄托。然而，在她唱歌的年代里，当局不断地发动着革命群众运动。在“运动”之外所剩无多的日子里，母亲的唱法，她的出身和丈夫，甚至她所受过的专业训练又都成为她登台演唱的障碍。

我的记忆中，只有一两个她登台的画面，印象最深的是她穿一袭天蓝色长纱裙走上舞台，身后的管弦乐队气势非凡。我看着乐队指挥伸出双手，第一小提琴开始了，如泣如诉。母亲倾身向前，唱出了第一句。她的声音清丽而曼妙，但表情略显僵硬。

也许是她个性太严肃，太正派，太不会逢场作戏吧？我不知道她唱的什么歌，但从表情和曲调，我猜那是一首悲伤的歌。很多年之后，我问起那次演出，她答那是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

在1965年的氛围下，母亲居然能唱这首歌，真是太奇怪了。她解释道：“确实，那是革命化民族化的时代，许多艺术歌曲，西洋歌曲都不能唱。我是洋唱法，这样一限制，我能唱的歌就少之又少。我也试图唱民歌，可我无论怎么唱，人家都说不像，总是批判我资产阶级的洋唱法，所以我只好不唱。后来因为下部队演出不能都是管乐演奏，他们还是要我唱。结果选了《安东尼达浪漫曲》和《晴朗的一天》，前者是苏联反侵略的歌剧《伊凡·苏萨宁》第三幕的唱段，后者被认为是反美的，也被批准唱。”反美？我愕然。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此前，母亲不过问政治，一心唱歌。1957年时，她反对父亲出去聊天，总是说你有时间要多练业务。但是这一次，母亲不能再不过问政治了。

文革初期，她唱过的《晴朗一天》就被罗织了“乔乔桑等待美军丈夫归来的心情暗合她期盼右派丈夫的心态”的罪名，在批判她的大字报上，她被称为“李香君”。其后数年，她只参加过几次合唱。

1969年，去黑龙江的五七干校后，母亲就被分配去伙房烧火。我从地里劳动回来，经过食堂，常见她围着一条灰白色的围裙，坐在灰堆里筛着煤灰，认真地找出可烧之物。后来，她的右眼里生出一片云翳，我想就是那时候吹进去的煤灰。

母亲并不怕劳动，也做过更繁重的劳动。但干校之后的许多年，舞台上的那条天蓝色长纱裙和煤灰中的围裙总是交替出现，每当忆起戴围裙的母亲，我都会哭。

后来干校的小学需要音乐教员，母亲被调去当老师。当时能唱的只有几首革命歌曲和八个革命样板戏，我不太清楚，母亲怎么打发她的音乐课，不过她教过的孩子都说，母亲给了他们一生中唯一的音乐教育。干校的中学演出样板戏，我被派演主角。乐队缺人手，母亲又被派去拉手风琴。

我们演了好几个月，我歌母亲伴奏，之所以说“歌”，是因为别人都说我唱的是京“歌儿”，而非京剧。母亲拉的是72贝司的大琴，她个儿小，拉起来十分吃力。没拉多久，手腕上的腱鞘炎就犯了，疼得不行。暗地里，我巴望着母亲回到小学去，因为她的手伤，也因为她看我的缺点历来都是火眼金睛。那是母亲无歌的日子。

1974年，母亲又开始唱歌。但那时她主要是指导排练，教学生。彼时，我在工厂已学徒满师。尽管母亲一直非常反对我专业唱歌，但大学久久不开，看到同事们的孩子凭着一技之长考入专业文艺团体，她才决定教我唱美声。听到母亲的决定，她的同事们都摇着头说：“唉，老杜啊，你该早动手。你女儿年龄太大了，考文工团太晚了。”

那段时间的每个周末，我们都在琴房里度过。母亲从最简单的歌曲教起，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黄自的《玫瑰愿》。母亲说：“我不是花腔女高音，你却是。你的声音比我更灵巧明亮。”

有了一些基础后，她开始教我唱西洋歌剧，其中最难的是《魔笛》中的夜女王唱段。我看着母亲弹唱，佩服着她的音乐天分和音乐素养。她能自弹自唱，能伴奏。数年后，她退休，又去音乐幼儿园教孩子弹钢琴。她记谱能力强，无论弹奏还是演唱，都能自如地变换曲调与和声。

她听力敏锐，总能听出我的音高不够，或不准，或其他的什么毛病。那段时间，母亲不仅教我，她自己也非常努力地学习和提高演唱技巧。她随喉科医生林俊卿先生学咽音唱法，又与早年的老师，留美回来的李维博先生切磋技艺。她常去中央乐团听课交流，乐团的独唱演员孙家鑫和张丽娟都曾与母亲同学。她还做了大量的声乐笔记，我甚至怀疑她打算写一本有关美声唱法的书。

对美声唱法，她有着宗教般的感情：“学会正确的发声方法，任何人都可以唱得好，只要她/他有基本的嗓音条件。”“以前嗓子长小结，还是因为方法不对。东欧的唱法是面罩唱法，唱的时候是要‘唱’出来，而林大夫的咽音唱法是要放松声带，而不是特别要‘唱’出来。就像这样‘啊’，你听，这是没有受过训练的大白嗓。咽音是头腔共鸣，声音向上向后走，你以为声音不大，但有共鸣，音量大。”“你唱的时候，喉结要稳定。”

她说着说着，就用手指掐住我的喉结，试图分开喉部的两只小骨头。“你的喉结，喉结要固定不动，喉气不要向上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唱过高音之后，你的嗓子才不会调上去，马上就能唱低音。”私下里，我以为林大夫的发声方法固然科学，但那不是唱歌，而是肌肉训练。

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去报考铁道兵文工团和中国歌剧舞剧院。考歌剧院时，郭兰英是主考之一。我参加了复试。老师们满意我的声音，但身高却不符合要求，最终未被录取。母亲继续教我唱歌，但私下里，我认为她是严师，却不是好老师。在教我唱歌时，她往往批评有余，鼓励不足。有时我一张口都被她打断：“位置，位置！”“错了，错了。”

我终于患了声乐课恐惧症。幸亏后来大学重开，我也幸运地考上。面对那些“唱衰”我们的人，我终于可以替母亲争一口气了。

1974至1985年，随着美声唱法的兴起，欧风美雨铺天而来，一直打压洋唱法的“民族派”不再趾高气扬了。在多年被冷落被迫害之后，母亲的学生中有女高音、男高音和男中音，她似乎也被重新认识，重新获得了尊重。

新时代带给母亲一定的尊严，也带来名利场上的痛苦。虽然母亲自己能唱，对唱法也领悟颇深，教导学生毫无保留，尽心尽力，但她个性严谨，一直是社交和名利场的低能儿。

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场独唱音乐会，独唱者正是母亲的一个学生。她跟随母亲多年，能唱的西洋歌剧基本上都是母亲一字一句教出来的。音乐会后，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她却只字不提母亲，自称是某个有名气的声乐老师的学生。据我所知，她仅是那个名人上大课时的旁听生。

母亲每次提到这类人和事，难免气结，并说从此她再也不教学生了。但每当有人求教，她又故态复萌。

母亲唱了一辈子的歌，虽然她的美貌和音乐才能从未给她带来一点世俗的名利。

我的母亲于2017年10月10日去世，谨以此文纪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