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独唱，大概摄于1963年
表面上看，我母亲从未像父亲那样颠沛流离，也未如父亲那样的饥寒交迫。然而，她却是我所有亲人中最悲苦的，也是我的亲人中最难写的。我甚至担心无论如何努力，也只能写出她生命的碎片。那些碎片来自她的歌，她的初恋，也来自我们的爱和不幸。
听我母亲说，她天生嗓音洪亮：“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我想试试我的声音。我就站在楼上，喊楼下的罗妈，她正在楼下另一面的厨房里。我一喊，她就走出来说‘听到了，听到了，耳朵都震聋了。’嘿，我就知道我的声音很大。在学校里，有人说某某会唱歌，她一唱，就是那种憋着嗓子唱的，声音像猫叫，我就笑‘这就是会唱歌？’小学时，大家都喜欢听我唱歌。进大学前，我念过四所不同的学校，在学校里，我都是唱得最好的，因此我对自己的声音有信心。因为我喜欢唱，虽然并不信教，但上大学后，我每周会去教堂唱诗。”
我母亲音域宽广，很年轻时就能毫不费力地唱到女高音的高音“D”。因为唱得太好，她被人称作“燕子”，而那个绰号源自刘半农的歌词：“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教我如何不想她？……”
上高二时，母亲开始接触钢琴。老师在音乐课上简单示范如何弹奏，母亲自去练习，不久就会弹奏了。88岁时，她还在当地的老人中心弹琴，她弹奏肖邦，李斯特，和贝多芬……琴房旁就是餐厅，一些听众对我说你妈妈弹得真好听，好听得我都忘记吃午饭了，但我妈妈却为弹错的音符懊恼。
母亲就读的华西大学没有音乐系，却有声乐老师朗毓秀先生。她是郎静山之女，曾到美国学习声乐，回国后，她在音专和华西大学教美声唱法，还开过独唱音乐会。母亲是抒情女高音，郎先生教她唱《圣母颂》《浮士德》《托斯卡》《蝴蝶夫人》。1949年，华西大学的美籍教授拟成立音乐系，教授要母亲再读一年音乐系，承诺说她可以拿到家政系和音乐系的两个文凭。但因成都解放，美籍教授离开，音乐系不了了之。
读华西大学的母亲不仅年轻，不仅美丽，不仅声音好听，而且温柔。我猜那时的她一定是被女生羡慕，为男生所追求。天然的美声和美貌一定给她带来许多的快乐和骄傲，不过当时的她绝不会想到未来将经历怎样的炼狱。在那个炼狱里，母亲再未唱过年轻时的歌。
我四五岁时常听母亲唱罗马尼亚民歌《照镜子》，不久也会唱了。她常因演出晚归，晚上九点，我又必须睡觉。睡觉时要从里面插上门，我妈担心夜归叫不开门，就让我睡前找隔壁的李奶奶从外面锁上。在那些被反锁在家里的夜晚，我经常对着镜子唱《照镜子》：“妈妈她到村里去了，我在家里闷得发慌，墙上镜子请你下来，仔细照照我的模样……”
在那些被反锁在家的夜晚，我从未害怕过。可是有一个晚上，我被惊醒。当时感觉已经很晚了，母亲早该回来了。我听到有什么东西在抓门，那声音好像小孩儿哀啼，又似妇人互殴。怪叫声中，床前的镜子突然飘过一个穿红衣的影子，它飘了出来，落到我的被子上。我害怕钻进被子里，蒙住头，不敢喘气。
次日清晨，我醒来，起身仔细地看了看那面镜子，除了发黄的麻点，什么都没有。我打开了柜子，又看看镜子的背面，还是什么都没有。这时，我看到衣柜里的旗袍，它们整整齐齐地叠放着，紫红色的丝绒，黄纱面栽着蓝绿色的绒花，苹果绿色，每一件都好看。
母亲平时总穿军服，周末进城时才会换上便装。她常穿白衣黑裙，会换件碎花乔其纱衬衣，但我从未见她穿过旗袍。我也看到她的白衬衣，虽然素净，但都有些名堂，一件衣服的领子上能系成蝴蝶结。另一件是小圆领包肩的，白纱蓝绒点，有点像奥黛丽赫本在《罗马假期》里穿的式样。
当我长大一些，知道爱美了，母亲不在家，我拿着旗袍对镜比试。某次被母亲撞见，我很怕她责备，但她没有，还告诉我那些旗袍的来历：“1956年，周总理访问缅甸，团里跟着去那里演出，出国前制备的。料子都是从四川带来的，你祖母给的，我选的款式。”
40年之后，我得知表姐夫洪列哥的父亲曹节就是一间上海迁京裁缝店的名裁，他很可能就为母亲缝制了出国的服装。不过一年，曹老先生也被打成右派，其后被调到北京某被服厂缝制劳动服。
我逐渐知道那个带镜子的衣橱，碗柜和床头柜也都是从四川老家带来的，这些旧货中有件皮袍，父母离婚时，皮袍寄给了父亲，还有文革中上交的外祖父留下的邮票。
因为要演唱，母亲非常注意保护嗓子。以前她嗜食辣椒，为了唱歌也戒了。她很怕感冒，但北京的冬天干冷，家里的炉子经常熄灭，很容易感冒。我的记忆总和煤火连在一起。某天清晨醒来，炉子又灭了。母亲怕烟熏着我，又怕我感冒，生火前先用大塑料布把我和被子一起蒙上，大声喊着：“你呆在床上，不许把头伸出来，不许起来。”她气急败坏地用报纸或劈柴点着火，被烟呛得大声咳嗽，再打开门放烟。
煤火也不仅止于冬天。初春时，煤球火炉撤了，但天还冷，母亲把烧饭的蜂窝煤炉搬进屋内。那时我大概七八岁，为了防止煤气中毒，离家前，她又用一根烧火棍卡住房门。我趴在书桌上做作业，做着做着就觉着很困，然后就沉沉睡去。朦胧中，我听到有人喊：“她醒了，醒了。”嘴里有些酸酸的液体。我睁眼一看，一堆人围着我，母亲，隔壁邻居李奶奶，李爷爷，卫生所医生，一起玩的发小儿。
听说我被阎王爷抓去时，发出了很奇异清亮的笑声。我的笑声透过薄壁板，李奶奶听到了，大声问：“老杜，是你在逗孩子笑吗？”没人回答，只听笑声。传过来N次之后，李奶奶终于决定过来看看，那时我已昏迷。我母亲自然吓坏了，她从未想到她的母爱险些使我丧命。
除了《照镜子》那首歌，我还记得母亲唱过《蜻蜓姑娘》和《晚会圆舞曲》。前者是一首苏联民歌，第一句是“五月美妙，五月好，五月叫我心欢畅……”《晚会圆舞曲》以四三拍的节奏，唱出“晚风多么凉爽…唱吧，唱吧，尽情地唱吧？愉快地唱吧……”很有几分斯特劳斯圆舞曲的味道。她说：“那歌是中国作曲家的原创，不是泊来品。在音乐汇演中，我唱了它，还获奖。”
真奇怪，那个时代竟然有人有心有胆作一首“圆舞曲”。很多年之后，我发现会唱或记得一双两首歌的人并不多。与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相比，它们既缺少政治含义又不够通俗。
当母亲唱《晚会圆舞曲》时，我跟着她去过一个大礼堂。她在台上唱歌，身旁的乐队演奏着，台下一对对的男女搂着跳舞，于是我知道妈妈晚归并不都是去演出，还有伴舞。舞间休息时，母亲领着我去了另一个礼堂，那里正在放映电影。后来，我再请求跟着她去伴舞时，她不再带我去，说是小孩子不适合那种场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