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朱大可的描述充满文化张力：‘高度闭抑的华夏农耕模式和恋土格局，直到明清才开始发生动摇，出现了华夏居民向海外移迁的缓慢潮流。点燃这种"出洋"欲望的，无疑是"郑和下西洋"事件⋯⋯移迁的暗流一旦开始涌动，便势不可挡，并在帝国衰微时刻汇成宏大潮流。福建广东居民，以客家人（主要成员为造反失败后残留的太平天国将士）为先驱，背弃世界中心（"中国"），向东洋、南洋、西洋和北洋四个方向出征，形成"四洋移迁路线图"的主体叙事框架。’然而，这股晚起的“出洋”文明，并未拓展华夏文明，徒然只以“华侨社会”疏散了大陆的人口膨胀危机，而离弃母国的四路移民社会，无论落脚何处，均未逃脱诸如“猪仔”、苦役、奴工、反华屠戮等悲情惨祸，无疑印证了来自黄土高原的这支农耕文明，与海洋无缘之宿命，甚至，自晚清以来的学术文学，也鲜见有关“出洋”的研究与书写，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对此也是冷漠的，为何？无人给出答案。】

“公元1405年，一支十五世纪全世界无与伦比的庞大的船队，乘着强劲的东北季候风，浩浩荡荡地离开福建五虎门，在历史给予的大选择之前，率先驶向了太平洋。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在对这支船队的远航目的猜测纷纭。由郑和率领的这支船队，前后二十八年中，七下西洋，足迹遍于东南亚和南亚，又横渡印度洋，航程远达阿拉伯和东非海岸。然而，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一次毫无经济目的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它是一次几乎纯而又纯的政治游行，它要施恩于海外诸国，以表达中国皇帝对它们名义上的最高宗主权。多么慷慨温和的君子国行为呵。黑格尔说，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和贸易。可是，太平洋邀请来的中国人，竟是所谓“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的谦谦君子。中国人即使来到海上也还是不能超越陆地上那种有限的思想和行动的圈子。历史选择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仅仅几十年后，代表着弱小的资本主义的四艘小帆船，在葡萄牙人达∙伽马的率领下，为寻找财富和市场驶入了印度洋。那时，庞大的郑和船队已经从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欧洲人却开始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探险。这既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河殇》）

陆地思维走向海洋，由中国提供的著名例子，自然是六百年前的郑和下西洋。

郑和不止是个太监，还是个回回；

他下西洋不是探险也不是扩张，而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

然而叙述中国的海洋事功，不能不从郑和说起，至今欧美人还颇为郑和抱憾：他已经航行到北非海岸，却如今只从那里发掘出几只破陶罐，否则今天的非洲遍布中国人，如同南洋。

一、郑和与哥伦布的区别

近年来中西话语中，皆出现一种“哥郑比较说”，即比较哥伦布与郑和二人的“大海航行”性质，乃是两种文明的差别，如有“当代达尔文”之称的贾德戴蒙，在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便先问道：为何当初是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而不是美洲的原住民跨海发现欧洲？然后他就比较葡萄牙、西班牙与明朝两种文明对航海探索事业的制度性控制。

戴蒙说，中国的发展条件相当不错，譬如象两河流域的“肥沃月湾”那样早就发展农业；从南至北，从沿海到西藏高原，孕育了多种多样的谷物、动物和技术；地大，可养活大量人口；和“肥沃月湾”比较，没有那么干燥，生态环境没有那么脆弱，令中国的密集农业可垂一万年之久。这些优势令中国一度在科技发展方面领先全球。直到15世纪初，中国派郑和起七下西洋，在1405年的首航中，有“宝船”62艘，最大者长44丈、宽18丈，随行27,800多人，比哥伦布早八十年，规模亦非哥伦布可及万一。但其后由于权力斗争而“罢宝船弊政”，中国的航海探索事业进行二十八年后戛然而止。对于这段历史，中国民族主义者无不扼腕叹息。

欧洲四分五裂，哥伦布才成功！

但是戴蒙发现，原来哥伦布的航海探索事业也一波三折。生于意大利的哥伦布为了张罗船只出海探索，转而效忠葡萄牙国王，但葡萄牙拒绝给他船只出海时，他去请求Medina-Sedonia公爵，被拒后，再去求Medina-Celi伯爵，再被拒，最后跑去西班牙国王那里要船，国王拒绝了他，但最后让他上诉，并予接纳。

戴蒙说，要是当时欧洲由头三位拒绝哥伦布的统治者任何一位一统天下，欧洲人的美洲殖民历史怕要改写。他说，正因为欧洲四分五裂，哥伦布可以周旋于各国之间售计，就像中国春秋战国时的思想家和谋士周游列国、大放异彩那样，当西班牙开始殖民美洲时，其它欧洲国家眼见财源滚进西班牙，其它六国也加进殖民美洲的事业，情况跟欧洲其它的事物如大炮、电灯、印刷术的引进一样：最初某些地方或会由于一些古灵精怪的理由而不肯创新，但在邻国的压力下，还得就范。

但中国则全国一统，任何一个命令，无论何等荒谬，都得举国奉行。戴蒙说，即使现代中国还摆脱不了这种遗毒，譬如文革期间领导一声令下，全国学校即关闭了十年。因此，他说，要破解中国最终被欧洲凌驾之谜，窍门就在于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这跟葛剑雄教授在《分裂与统一》巨著中提出的“乱世的魅力”之说，交相辉映。若以金融投资譬喻，欧洲的发展属于分散投资型，不会全败，也不会全胜，正如十个统治者不容易个个都是废人痴汉屠夫，也很难个个是圣人，但长远而言，分散投资通常是大赢家。中国的全国一统、极度集权则属于孤注一掷型，一赢全赢，一输全输，属病态赌博。短期而言，孤注一掷或有昙花一现的灿烂，但从中长期言，倾家荡产、家散人亡，非常正常。

后来严家祺进而诠释明代“郑和下西洋”与今日“一带一路”的历史同构，比较郑和与“一带一路”，也是明朝与中共制度同构的一种绝妙历史透视，不少史学家早就断言，中共在历史上最像朱明：家天下、残暴、太监（近臣）当道、毛泽东亦步亦趋学朱元璋。

六百年前明朝曾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可是，“历史选择了中国人，而中国人却不能选择历史”；然而，跟郑和那一次正好相反，这次却是“中国人选择了历史，偏偏历史没有选择中国人”。

历史常常跟中国人开玩笑地作“圆圈游戏”！

二、郑成功四百年前也未能逃脱中国魔咒

1992年《天下》杂志有一个‘发现台湾’特刊，以从未有过的独特视角，展示了这片婆娑之洋上被湮没的“蔚蓝色”——那时节我刚逃出屠杀后的中国，在普林斯顿被人揶揄我说的“蔚蓝色”时，读到这个特刊，顺手留下一文《郑成功差一点就是查理曼大帝》，不过专写海盗郑成功逃不出“中国格局”的悲剧，以及中国“中心衰落”与大结构破碎的前景，不料历史趋势果然如此，然而那岛上至今仍有一批人割舍不了中国，恐怕还会重复历史悲剧的。

八世纪西罗马已经被匈奴灭掉二百多年了，穆斯林什叶派横扫地中海沿岸，渐渐逼近西欧。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战，剽悍的法兰克国王"大锤"查理（Charles，'the Hammer'）击败穆斯林，逼其从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进入西欧。偏安于战乱频仍的昔日"罗马世界"之外的西欧，因此自成格局，进入封建社会。

这叫做“古代世界的终结”。

“对我这个爱尔兰人来说，罗马帝国的完结是无所谓的。”布朗教授（Peter Brown）笑眯眯的对我们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专治古代史，1989年发表一本专著，题为《古代后期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i）。这本书提出一个看法，从公元一世纪到八世纪，许多古代文明毁于蛮族铁蹄，过去史家都认为，世界渐渐进入无文化的黑暗的中世纪。但恰好在这个时期，从古罗马衰亡中孕育的天主教（西方）、拜占庭的东正教（东欧和俄国）和穆斯林的回教（阿拉伯），构成一个新的文明格局。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

布朗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公元475年西罗马灭于哥特人之手，这个庞大政治结构的终结，意义何在？史学界对此一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最难解的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西方历史是一个连续的历史（罗马法、拉丁文）；另一方面，西欧的文明恰恰又是因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才成长起来。如何解释这种连续和断裂？

那天布朗教授应邀来给我们讲演，他先向我们推荐了另一本书，《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大帝》。此书成于1935年，作者亨利•皮伦（Henli Pirenne），是一个比利时的反日耳曼主义者，曾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书写完十天后，皮伦去世。此书以极丰富的材料，证明西罗马灭亡后，罗马的经济和文化并没有完结，而是在比较小的结构中存活下来，演成新质。特别是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战，横扫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征服者，被剽悍的法兰克国王"大锤"查理（Charles，"the Hammer"）击败，从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进入西欧。偏安于战乱纷飞的昔日“罗马世界”之外的西欧，因此自成格局。皮伦此说，一举将中世纪史提前了三百年。

这里产生了一个课题：即大结构控制力可疑。我专门写过一文论述它：《换一种思路看中国——帝国的解体与灾难的神话》（https://www.facebook.com/841628330/posts/10160039910303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