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江油的校园霸凌事件，虽然起初是一起个案，但其发酵和处理过程却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共国社会在未成年人犯罪、基层治理以及社会公平等多个层面所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这起事件的每一次发展，都触及了公众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与愤怒，最终演变成一场社会危机和政治事件。

一、未成年人犯罪：法律、教育与家庭的失衡

江油事件的核心矛盾之一，在于施暴者为未成年人，而现行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存在争议。这暴露了中共国在社会转型期，法律、教育和家庭在应对未成年人问题上的共同失灵。

1，法律的滞后性与“保护”的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在设立时，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伤害，同时也兼顾教育和矫治。然而，随着社会发展，未成年人霸凌和犯罪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发生了变化。江油事件中，施暴者嚣张地声称“又不是没进去过”、“没得20分钟就出来了”，这种藐视法律的言论，直接刺痛了公众。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对于一些屡教不改的未成年人，现行法律的“保护性”条款反而成了他们逃避惩罚的“护身符”。

这并非孤例。近年来，类似的恶性未成年人犯罪事件频发，每一次都引发了关于法律修改的讨论。例如，2019年辽宁大连发生的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童案，由于凶手未满14周岁，最终被免于刑事处罚，只送往收容教养，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再如，2023年发生的福建南平初中生霸凌致死案，施暴者同样是未成年人，他们的行为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但最终的法律制裁却因年龄而受到了限制。

这些案件共同指向了同一个问题：现行法律的年龄分界线是否仍然适应当前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防止将未成年人过早推向刑事司法体系，留下难以抹去的污点。另一方面，当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成年人的恶劣程度时，法律如果不能给出有力的回应，就会损害法律的威严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感。

2，教育体系的缺失与道德的滑坡

江油事件中，施暴者长期霸凌，且多人围观拍摄视频，这反映出在学校教育中，道德和法治教育的缺失。学校往往更关注学生的成绩、政治姿态和虚无缥缈的“理想信念”，而忽视了对学生人格、道德和法治观念的培养。社会和学校还通过电影、电视、现代传媒和课堂，对心智不成熟的学生进行仇恨教育，这也滋长了一些学生心中的戾气。一些学校在处理校园霸凌问题时，也常常采取“内部处理”、“大事化小”的态度，以维护学校的声誉。这种做法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让施暴者更加有恃无恐。

贵州毕节留守儿童自杀案是另一个沉重的例子。2015年，四名留守儿童在服毒自杀前留下了“被欺负”的遗言。这起悲剧暴露出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背景下，留守儿童群体不仅面临着学业上的困境，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和安全压力。当学校教育未能及时发现和介入这些问题时，悲剧就难以避免。

在江油事件中，学校的沉默和不作为，无疑加剧了公众的愤怒。当校园不再是安全的港湾，而变成了霸凌的温床时，教育的根本目的就被扭曲了。

3，家庭教育的失败与社会环境的恶化

我通过朋友渠道了解到施暴者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并不是传言中官宦和有钱人家的孩子，其父母在孩子教育上的缺失显而易见。施暴者“进出派出所多次”的言论，暗示了家庭在管教上的无力，甚至纵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的失败，是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