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研究表明，在快速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传统家庭结构受到冲击，许多父母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子女的心理和行为。例如，在留守儿童问题突出的农村地区，父母常年外出务工，孩子由祖辈照顾，缺乏有效的管教和情感支持。而在城市中，一些富裕家庭的溺爱，也可能导致孩子缺乏同理心和社会责任感。

这种家庭教育的失败与社会环境的恶化互为因果。当社会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当功利主义盛行，当暴力文化通过网络等渠道渗透到未成年人生活时，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行为就更容易出现偏差。

二、基层治理：公信力危机与警民关系的裂痕

江油事件的处理过程，特别是地方政府和警方的反应，是导致其从个案演变为社会危机的关键因素。这暴露了中共国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公信力危机、信息不透明以及警民关系紧张等深层次问题。

1，公信力危机与“轻微伤”的争议

江油警方最初的通报，将受害者的伤情鉴定为“轻微伤”，并对施暴者进行了有限的处罚。这一结果与视频中呈现的恶劣霸凌情节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质疑。民众普遍认为，如此长时间、多方式的暴力，不应仅仅是“轻微伤”，而且施暴者还抢劫受害人的手机、现金，涉嫌抢劫犯罪。民众怀疑官方是为了减轻施暴者的罪行而故意定性。这种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使得警方和政府的公信力在一夜之间崩塌。

在缺乏透明度的社会环境中，民众习惯于用“阴谋论”来解释官方的每一个举动。当官方的解释无法令人信服时，人们自然会怀疑背后是否存在包庇“关系网”或“特权阶层”。这使得事件的焦点从“校园霸凌”转向了“司法不公”。

2，信息公开的透明度问题与舆论的失控

在事件发酵初期，地方政府未能及时、透明地公开事件的全部细节，使得不确定信息有了滋生和传播的空间。当“施暴者是官二代”等不确定信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时，民众的愤怒情绪被进一步点燃。虽然警方后来反复“澄清”，民众根本不相信。

这反映了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地方政府在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方面的能力不足。当民众的知情权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会从非官方渠道寻找信息，这使得事件更容易被极端化和政治化。中共将其定性为“围攻政府”的群体性事件，正是这种信息不透明和公信力缺失的必然结果。

3，警民关系的紧张与冲突

在江油事件中，当民众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表达不满时，地方政府采取了强硬的“维稳”措施，出动特警进行清场。这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警民矛盾。警方本应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民众安全的守护者，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被民众视为“维稳”机器和政府的帮凶。

这并非孤例。2023年发生在河南周口的“村镇银行储户维权事件”，大量储户的存款无法取出，当他们聚集在银行门口维权时，当地政府和警方采取了强硬的措施，导致警民冲突。这些事件共同表明，在面对民众的合理诉求时，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用强硬手段“维稳”，而非通过协商和沟通解决问题。这不仅仅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加深了警民之间的裂痕，也凸显了中共现政权的非法。

三、社会公平：民众的愤怒与历史的回响

江油事件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大规模的社会抗议，不仅仅是因为霸凌本身，更是因为这起事件触及了中共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社会公平问题。民众的愤怒，是多年来对司法不公、阶层固化和权力滥用等问题不满的总爆发。

1，对司法不公的深层焦虑

民众对江油事件中“轻微伤”的强烈反弹，根源在于对司法公正的深层焦虑。长期以来，民众普遍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有权者”和“有钱者”更容易逃脱法律的制裁，而“无权者”和“无钱者”则更容易受到严惩。

这种不信任感并非空穴来风。“我爸是李刚”事件、孙小果案等一系列案件，都深刻地揭示了特权阶层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干预司法，挑战法律的公平性。当民众看到受害人家庭背景普通，诉求得不到伸张时，他们会自然地将这种不公平归咎于整个司法体系，而非个别案件。

2，对阶层固化的不满

在快速的经济发展中，中共国社会形成了新的阶层结构。一些人通过努力和非法手段实现了阶层跃升，但更多的人则感到上升通道越来越窄，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江油事件中，施暴者的嚣张言论，被一些人解读为一种“特权感”，即使他们家庭背景一般，也可能因为“混社会”或“有关系”而获得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