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真实的多元是不可能了。消费文化的统一性，正在于市场的统一性，和感觉被复制的单一性。利润与欲望宣泄的结合，使文化变成工业，利用人的弱点和文化的弱点达到最大利润。一切都表现为对时间的高度敏感，以瞬间顶替永恒，将哲理和刺激煮成一锅，先锋派也向通俗化妥协，逃避生活的方式就是玩艺术——

中国正在溶入世界市场。她变得越来越世界性但也让我们越来越陌生了。

六、“信天游”与黑豹互相捉摸

诗词大家叶嘉莹刚与言情大家琼瑶先后离世，恰好一雅一俗，雅者“悄悄的我走了”，俗者声名大噪，倒不是她所谓“轻生”，毕竟读者遍天下，坊间又褒贬蜂起，诗词会有几人读？中文世界早是“下里巴人”菜院子，阳春白雪凋零净尽，这颇可比拟于唐君毅以“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形容保守之意义与价值的衰落，中文文坛送走这一雅一俗两大家，真乃雅俗两气皆衰矣！诗词是不要说了，通俗小说门类中，比言情还要大宗的武侠如金庸，走在2018年。

雅俗自古已分，可是人类越往后走越俗，雅所剩无几。加之，中国文化又有大传统（精英）与小传统（民俗）之分，两者之间紧张和冲突，千年未消；西学东渐，文明衰败，百年激进，大传统式微，出来如毛泽东一类光棍，喜好玩耍三教九流，亦是利用小传统反大传统的能手，一时沉杂泛起。

一场文化大革命，对大传统（价值体系）釜底抽薪，小传统里反而吸收了“造反有理”的新资源。

十年开放，一场流血，再加上后来二十年的"挂羊头卖狗肉"，接下来是些什么呢？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

就在《河殇》旋风刮过，还在“六四”屠杀后的恐怖中，中国大陆仿佛在血腥中飘荡起一股“西北风”。甚至我逃亡到一个边陲小镇，那商业街上的所有商店、饭馆、旅社中的各种喇叭，都在吼叫一曲〈黄土高坡〉；这旋律伴随着我离乡背井初期的感伤。

“西北风”就像上个世纪八、九○年代之交的一支过渡插曲，至今对它没有到位的诠释。一说它是以“草根”的阳刚，抗拒“邓丽君”的悱恻缠绵。又说大陆流行乐坛摆脱模仿港台的第一步，是回归西北的“黄土情结”；好像那里是一个充沛的源头活水。“西北风”也总拉上崔健的摇滚，然而崔健对采访他的查建英说，“西北风”不过是一种“商业的东西”，他自己的摇滚则是“模仿西方”；因为“他们那种追求自由的个性，正是我们东方人缺乏的。”——这小子不只有音乐细胞，观念上也绝对先锋前卫。

“文化中国的意义世界”成了什么模样？有一次我去哈佛听人讲，“毛泽东热”已是旧闻，什么“中华大家唱”、“易经”热、辞典热、“文化衫”变成“语录衫”、“唐诗今译”发行二十七万册、北大青年教师重注“十三经”等等，在场的人都懵了。

这些，好像北京那只"黑豹"摇滚乐队唱得有点儿模样：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

想一想是相互捉摸

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

装着正派面带笑容

不必过分多说你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不必在乎许多也不必难过

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

不再相信

不再相信什么道理

人们已经是如此冷漠

不再回忆

回忆什么过去

现在已不是从前的我⋯⋯

在一场血的祭奠之下，在那最古老也最现代、最敏感也最冷漠的、最中心也是最边缘的北京，大陆自己的市民文化，从崔健的西北风摇滚到葛优的大陆版“无厘头”，从王朔的“痞子文学”到毛阿敏的演唱会，有点肆无忌惮地放纵起来，直到中南海里住进来一个陕北人。

我至今还记得，四九后中国文化最贫瘠的时光，就是“八个样板戏”时代，几乎人人可以跟着大喇叭哼几句沙家浜什么的，到省城以下就是地方样板戏而非京剧了。

那个陕北人不会让几亿人唱“黄土高坡”的，

可是他会不会只准中国剩下一首《东方红》，还真说不定。

中国在改变，但注定不会再按照某一种理想去塑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