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年代有一次我去台湾，一下飞机就说，渴望拜谒名重一时的柏扬、陈映真和李敖。柏扬从台北郊外的山上赶来会我，仿佛离市嚣已经很远。在一个饭局上见陈映真，看上去眼色迷蒙、一脸厌世。再打听李敖，说已经躲出台北。我这才意识到，三位名士如今都已在尘世之外。向台湾人打听他们，会召来一顿奚落：都什么年月了？

那时台湾的出版界很惨，书店里只有最年轻的女歌星的最短的格言集畅销，大家对另一种语言——立法院里的“肢体语言”又想看又烦心。朋友告诉我，当年的文化精英已成古董，如今台湾是政治精英和大众文化明星的天下。

还有人记得林怀民吗？二十多年前台湾文化艺术脱出体制的第一步，就是从他的“云门”开始的。台上台下一起流泪，台湾成了“国际孤儿”，执政党和文化人都需要“本土化”。这情形，就如同后来邓小平和大陆知识分子，都需要“伤痕文学”一样。

看来，两岸的结局差不多，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与反体制的文化力量同归于尽，代之而起的是大众消费文化。虽然这在台湾，是经“美丽岛”事件的压力而促使蒋经国变革，而在大陆则是经由一场流血，在刺刀下将文化精英赶到“外头”和“里头”。不过我想，既使没有“六四”，商业化的大潮也已势不可当，文化摆脱政治魔咒之后，还会套上商业化的魔咒，这个趋势是注定的。

所以，海外文化人还未结束政治流亡，恐怕要准备另一个更漫长的“文化流亡”了。

四、杜维明发明“文化中国”却忘了大众文化

杜维明讲“文化中国”，有三个意义世界，新加坡来的学者郭振宇说，你忘了一个“世界”——大众文化。那些流行音乐卡带、KTV、卡拉OK、香港电影、武侠小说、通俗文学，已是“中国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它们超越地理上的“三个意义世界”，在所有中国人的世界蹦来蹦去，所向披靡。台湾“小虎队”打遍两岸，四年赢利四千万美元，“亚洲周刊”称“小虎队统一中国”。其实在海外的一般中国人当中，哪里有中国文化的主流?能有的就是这种中文式的消费文化。

大众文化是港台商业社会的分泌物，以其经济强势，已对大陆构成绝对优势的文化霸权，在后现代的中国，或许成为主流。它的源头活水，大约是四十年代上海十里洋场孕育的市民文化（中心），后来同地域性的岭南文化、闽南文化（边陲）杂交而成，这就如同台湾的通俗小说，都要拜当年上海租界里的张爱玲为鼻祖。

台湾社会的现代化虽不过比大陆早了十年，却使两岸处于两个时代。台湾因七零年代先得技术文明和消费文明而占据高屋建翎之势，大陆迟至八十年代对外开放，势必成为发达国家的商品和文化消费品的倾销市场，这种情形，正如台湾在经济起飞时成为美国和日本的市场一样。

这种落差，又是因为港台处于西方体系之内，其体制虽也钳制民间对政治的参与，却同时给民众以不参与的“自由”，因此给社会留下通向世俗的巨大空间，各种“次级文化”或“亚文化”都可以在政治禁忌之外发展;而大陆由于对文化资源和人的心灵的过度摧残和禁锢，“次级文化”无从滋生，“文革”后文化的复苏需要向外借助一个推力，这在知识界产生对西方各种思潮流派的囫囵吞枣的现象，在民间则产生借港台通俗文化而世俗化的现象。

如今大陆毕竟在一场血的祭奠之下，放纵了民间次级文化的滋生，于是，在那最古老也最现代、最敏感也最冷漠的、最中心也是最边缘的北京，大陆人自己的市民文化，从崔健的西北风摇滚到葛优的大陆版“无厘头”，从王朔的“痞子文学”到毛阿敏的演唱会，真正肆无忌惮地——没有政治禁固也没有精英压制——成长起来了。

五、小传统反大传统

市民文化的兴起，淡化政治色彩，无意识形态倾向，却有反“精英”倾向。

文化空间的获得，原本是仰仗一个庞大的文化买方市场的兴起，文化产品迅速变成了商品，使得任何精神层面的影响——无论官方的还是知识精英的——都必须减弱到市场可以接受的程度。这恰好形成一种张力，产生了精神上的中间地带。同时，文化的市场化迫使各种新思潮、新观念都必须走大众化的路线，这种大众文化的消费性和传播方式，都是精英文化所不适应的。

在中国文化当中，大传统（精英）与小传统（民俗）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从未消除；一百年来传统的式微，又产生如毛泽东一类利用小传统反大传统的能手，使两者在深层蕴涵着敌意。

大众文化在中国有双重的边缘性——文化上的和地理上的，它由边陲侵入中心，对大传统下的精英文化构成挑战，就象历史上的边缘人入侵中心，将文化人边缘化；同时，以传统包装现代，廉价出售，将民俗文化（小传统）)商品化。

地处儒家文化区边陲的港台消费文化，冲击着处于前现代的大陆，以浓厚的西洋化和反传统特色对其“反哺”，并召唤大陆市民文化的兴起，从价值观念到话语系统都迅速将大陆解构。

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以西方中心主义和经济强势为后盾的现代消费文明及其痞子文化（kitch cultuer），到处都在瓦解着人类的传统价值，也创造着多元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