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兩种中国评論的類型，同样也发生在台湾。台湾舆論在谈論中国时也多是在谈論自己。香港与台湾都把中国当成座标，作为自己内部人群区分的方式，而非把中国视为一个真实存在的对象。这是兩地今日要谈論中国最大的问题。

对于中国知識分子面对的课题，我观察到的是中国目前存在着一种法西斯的倾向。1990年代中国知識界出现几次的論辩，像是新左派与自由派的区分，双方都是站在知識分子的立场对中国未來的走向有不同的判断。最近几年的論辩有着很巧妙的演变，除了新左派与自由派外，出现了另一组的立场，目前仍未有明确的名称去定位它，但一般称为保守主义者，或者国家主义者，他们认为人類社会存在着政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而他们从事古典学研究，目的在于陶养人格、培养政治領袖。国家主义者出现后，原有的新左派与自由派出现微妙的牵动。新左派过去批评英美的新自由主义，并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划上等号，然而，在经歷金融风暴后，之前一些新左派成员如今的論点，却反过來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的。更有许多学者开始思考“中国模式”，全方位地从法学、政治、经济、社会阐释“中国模式”，例如有位中国法学的学者就不断提出中国宪法有自身的特色，它是党政军三位一体。“中国模式”具有吸引力之处，在于他们往往以挑战西方霸权与主流論述标榜自身，认为中国有自身的一套，不受西方宰制；他们预设了一个本体論上的中国，西方理論资源根本派不上用场。对外在西方的知識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对内则对政府的作法提供了正当性。新左派与保守主义出现了紧密的结合。这种趋势我觉得非常值得观察，这也是我忧心的，中国是否会出现一套国家主义的論述。

只能透过直接观察与写作，才能厘清我们对中国的认識，否则仅是停留在对它片面的疑虑或不安。——陈冠中

三、两岸三地的公共知识分子与社会运动

陈冠中：

1970年代当我开始撰写文化评論时，对于上一代香港知識分子挂在口边的这个词汇是比较偏向玩世不恭的嘲讽，到了中国后，我也并不把自己定位成中国知識分子。当近年來英美思想界越來越多使用公共知識分子一词后，也转而影响中文的语境，三地民间也逐渐较常用公共知識分子这說法，鼓动了讀书人、文化界重新肩负一些改革与批判的使命。一开始我參与中国大陸的文化评論时，我并没有想被說成公共知識分子，只是希望能带给大陸不同的想法，主要座标是北京、上海、粤港的城市与文化，或者观察舆論中比较少人谈論的面向，提供一些新的想法，像是大陸出现维权运动，我就介绍美国的社区运动、消费者运动的资讯。我当时并不直接评論中国时政，直到受梁文道等人的一些启发，这三五年我才逐渐意識到我们不能把自己当成外人，或避免麻烦而不发言。我们对中国的认知只能透过直接观察与写作，才能厘清我们对中国的认識，否则仅是停留在对它片面的疑虑或不安。我想香港、台湾与海外都能够提供一些思考角度给中国，不能只是旅游、城市、饮食男女的文化书写；而中国也必须存在公共知識分子，若没有批判的声音，那么中国这个准超级大国盛世的发展将是可悲的。今天我想說的重点是：台湾、香港的知識分子群体必须努力在大陸发出声音，成为大陸公共知識分子话语的一部分，介入大陸本身的知識分子讨論。

梁文道：

“中国模式”或国家主义論述的出现，相对于许多香港的学者，我是较不悲观。我认为即便许多年轻一代的学生崇尚中国的盛世，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很容易自动变成维权人士，原因在于像是厦门或广州等地方，人民原本并不想主动參与政治，但由于地方政府和部分外资破坏了他们原有的生活、污染了家园，使他们的生命深受侵犯，这才有了主动抵抗的情况。去年更有趣的例子是，有一群网友他们平日只玩网路游戏，像是“魔兽世界”，根本不讨論时事，但文化部决定暂停这个游戏，于是他们一夜之间都成了反对者；文化部决定封锁的原因也不是要控制什么，只是因为政府与企业变成一个庞大的利益体制，为了维系自身部门的利益，主动去管控网路。这个体制会莫名其妙地干预其他領域，为自己创生了一些反对者。此外，媒体与律师也是天生的反对者，由于媒体本身就是要报导新闻，然而，中宣部时常干预新闻播报的选择，在长久的干预与压制下，媒体会自动的变成自由派。律师也是一样，长年面对政治的濫权和司法的腐败，他们不得不从骨子裹变成反对派。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体制只会制造自己的敌人。

对亚洲或第三世界国家像是非洲与拉丁美洲，中国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在做国情研究，然而，这些成果最后都上升到国家主义的层级，研究目的也转化为如何回应西方的问题，缺乏自主的研究，以及与第三世界的知識对话和連结。在国家调控下的研究会产生许多知識关怀的偏差，像是我曾和一位水利学者聊天，讨論西南水利工程对东南亚的影响，在雅魯藏布江、金沙江这些地区的水坝建设，已经导致湄公河的水位下降，整个中南半岛的水稻生产都会深受影响，那该怎么办。学者的回应竟是：那也没办法，因为中国要发展。我觉得这样的知識关怀很可怕。这反映出中国的世界观是非常局限的，区域问题、亚洲问题都不在他们的视野中。我觉得这个区域的许多知識与社运都应该要連结。不过有时很多知識或资讯的相互学习，其成果是非常出乎意料的。我去厦门访谈一些朋友在PS厂的抗议活动，我很好奇他们如何组织，标语和口号是怎么形成的，这种型态与风格的街头运动又是怎么出现的。很意外的是，原來有一部分是看台湾的电视学到的。台湾的街头运动某程度上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像是他们也会高喊：“大家說对不对！”香港对广东也有類似的间接影响。

关于知識分子的身份，我个人是坚持必须把自己当成知識分子，听起來像是废话，不过我认为，虽然在中国，知識分子的身份一直存在，但它的意义可能会变成一种形容词，像是荣誉或尊称，有时会把知識分子等同于学者。譬如中国媒体常称我是学者，我就回绝这样的称号，因为我不在学院教书；也有一些媒体人用知識分子这样的荣誉称谓來质疑我，认为我只不过是做媒体的为什么自居知識分子，我就会反问：你做媒体怎么能不把自己当成知識分子？对我而言，“知識分子”像是个志业(vocation)，它可以是任何职业，作家、媒体人或学者，相反地，你可以是教授但却不一定是知識分子。所以我一直把自己当成知識分子，因为若不如此，我就没有责任可言。其次、我从不把自己当成外人，我在台湾出生，香港是我的家，我长期在中国工作，书写的对象是中国。我常在想我是不是个人類学家，但人類学家很少把自己写的东西给他田野所在地的人看。但我做的正好是这个，那我到底是算内人还是外人？我一直不把自己当成大陸的外人，但同时也意識到我处在其中有些区别。知識分子在任何社会中，都要将自己定位成既在内又在外：“内”的意思是在社会中承担一份责任，这点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把自己当成内人就是承担这份责任。我最好居住在那个社会中，有什么风险尽量一起接受。但另一方面，“外”的意思是必须要有距離感，保持一种批判的(critical)的距離，关于批判論述我比较保守一点，认为它仍然是在距離感中产生的。这种身份的定位，我个人没有答案，但却是我每天在琢磨、衡量的课题。

（本文摘录自《文化研究：游与疑（思想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