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前有一段“香港热”，很多国际文化研究或后殖民研究都讨論香港的问题，但我觉得遗憾的是它们并未触及政治解殖的层面。这个问题不仅未被讨論，而且被另一个问题给置换，也就是如何保持香港的平稳过渡，最关键的词汇是“一国兩制”、“50年不变”。这组词汇是來自于中英双方的角力，加上香港普遍表达对共产中国的恐惧，于是最终决定保持原來的样子：北京政府必须保证香港如同之前一样，用基本法的框架大致把它封存下來，而且保证保鲜期50年。结果香港进入了一个非常诡異的狀态，到现在为止香港等于冷冻、封存了英国的殖民体制。这是在中国、英国、香港三方都接受的情况下造成的。当时香港人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但这样的殖民地狀态我想在1997后矛盾就逐渐出现。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香港的贫富差距非常严重，在全世界经济体的排名大概都在前三位。香港的政治体制是存在一个特首，虽然我们都认为他是北京所派命的，不过程序上仍是由选举委员会选出。这个选举委员会是由八百人构成，分别由界别委员会选出，这些界别包括文化界、金融界等，当然他们被配置的票數比例不太等同。这些界别所扮演的是社会的功能性团体，这个运作方式像是义大利法西斯时期所形成的政治结构，亦即把社会分成各种界别，再分配政治权力，用一套体制将彼此组织起來。这些界别看起來都可以发挥功能，但事实上仅被少數的界别掌握。举个例子，香港的几个大财团便壟断了这些界别。因此，八百个委员内，这些财团可以操控大约四、五百张票。因此，香港政治权力的分配同样也是不平等，而且贫富差距与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是重构的。因为，这个政治经济结构确保了最有钱的人同时也是最有权力的人。这在港英时期就已经出现，香港当时的港督背后有个行政局，行政局内部有几个当然的委员，例如汇丰银行的主席，这代表的是英国金融体系如何在殖民地内部进行政治统治。这个体制延续下來，现在只是换成了选举委员会与立法会的功能组别，但仍然确保商业与金融菁英壟断社会与政治的地位。香港是最服膺于自由放任经济学的经济体，Milton Friedman曾赞誉香港是资本主义的天堂，香港人也很高兴，但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在亚洲四小龍裡，是最晚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地方。这与香港政府不愿投入免费义务教育有关，因为一旦要投入公共支出势必得增加税收，而这是资本家所反对的。同样地，亚洲四小龍裡，除了香港之外，其他三小龍都经歷惨痛的产业升级，香港则无法走向第二阶段工业化，因为一旦采行工业化，便需要政府大量的投入，香港商界是不会同意像台湾发展新竹科学园区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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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在这样的内部矛盾下，2003年出现了50万人的“七一游行”，虽然这场游行如今看來具有反动的性质，但至少开启了一个社会运动的气氛。之后也出现许多保运活动，像是文化古迹保育，许多青年与当地的居民结合，一起參与保护旧城区、歷史古迹的运动。这个运动在我看來，出现了香港的解殖想像。保护歷史古迹与解殖在香港产生了吊诡的关系，举例來說，前年有群香港年轻人在保卫皇后码头，这个码头传统上是英国港督就任或英国皇室成员來香港时上岸的码头。但政府规划要拆除，供财团进行大型的商业计划。香港年轻人的捍卫引來许多的批评，例如有些报章舆論认为他们是在迷戀殖民文化、在保卫英国殖民遗产。但在我看來这个保卫文化遗产的运动恰好是解殖的想像，因为首先，它并不否认殖民的歷史，也不试图掩盖；其次，更重要的是，它不仅在保卫殖民记忆，也是在对抗香港城市发展的邏辑。香港城市发展的邏辑是我们有大概五成的土地是公园，其余狭窄的土地才來建筑、开发。这是政府炒作土地价格的作法，政府的税收就是从这些土地增值而來。这种作法造成地租昂贵，也限制了香港人有多样生活的想法。这个城市发展的模式正好是殖民时期主要的经济命脉之一，而香港主流社会也完全接受以这种经济增长的模式。今年的反高铁运动，都是在这些脉络下伸展开來。只是目前真正的反殖意識有多强仍不够明确，裡面的本土意識，在我看來并不是所谓的“港独”运动，而是在进行解殖的工作。因为，这些民主与社会运动都是针对香港整个政治经济体制的殖民地遗产进行的：一方面保护文化古迹，另方面也要求民主參与、甚至释放劉晓波；追求本土并不意味放弃对中国大陸政治的关怀，甚至可成为中国与香港彼此之间社会运动的结合。例如Twitter裡面有许多中国内地的朋友支持香港人反高铁及争取更多的民主參与。反高铁运动的意义不仅止于香港，在中国近年來发展的许多高速铁路，也牺牲了许多人民的生活、拆迁许多农村，香港反高铁必须提高到一个视野，反对高铁背后的意識型态，而这个反对诉求对于整个中国也非常有意义。

新左派与保守主义出现了紧密的结合。这种趋势我觉得非常值得观察，这也是我忧心的，中国是否会出现一套国家主义的論述。——梁文道

二、如何理解“盛世中国”？

陈冠中：

1992年我到中国后，感觉到中国正发生剧烈的变化；但2008年的变化更是巨大，那年中国发生西藏三一四事件、五一二地震、奥运、西方金融风暴等，中国政府华麗转身，民众觉得西方并没有那么好，而中国的发展使政府和民众的自信心都高涨起來，我感觉到中国人的盛世感在2008年逐渐浮现，我听到更多的是年轻一代人这样的想法。其实他们处在矛盾的狀态，一方面生活压力非常大，很难进入好的大学、要靠关系找到好的工作、忧虑是否买得起房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特别忠党爱国，容不得有人批评中国，对他们的父辈一代对党和政府的批评也不耐烦，他们相信现在是很好的时代，所以他们特别支持政府。国家所传达的意識型态和歷史解释，他们完全内在化了。由此我似乎观察到下一輪中国的模样，时代提供一个故事给我，于是我写成小說。2009年1月份之后我开始动笔，写了半年完成。我把时间推延至2013年，事实上，是在写2009年；希望借由时间的推延把2009年的情况更突显出來。我想问的是：如果这样一个盛世真的出现，知識分子如何自处，幸福的意义是什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崛起，这个21世纪的大国应该是怎么样的大国？

对于大国崛起的事实，中国内部的知識分子很多也是非常兴奋的，愿意因此忽略或漠视许多问题。譬如說，中国对少數民族的统治是否属于殖民主义，知識分子大都是不想也不能触碰这种问题。要知道甚至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也可以是实行、支持殖民主义的，法国第三共和就是法国殖民主义最盛的时期。

在近几年中国对于異议的声音采取更多样的压制方式，也就是說，面对这样的盛世，体制内已经不存在纠错的机制，每个有位置的人都在說官话，尽力附和政府，这种情况到这兩年特别严重。而因为中央政府近年税收增加，非常富有，也提供了许多资源给予学者，导致学者为求做学问不愿多批评政府，许多产官学菁英都在政府的资源挹注下，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以致于知識分子虽然大都知道社会有问题，但不想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他们能够做到“不說真话，但也不讲假话”已经难能可贵了。

近年大陸思想界的分歧很厉害。我曾參加过一个座谈会，与会者有自由派也有军方鹰派，主题是讨論中国的未來；鹰派的学者跟我說，他们支持中国的民主宪政，不过通往宪政的道路现在只能是军政；他们与自由派都批评政府，但军方鹰派对政府的批评主要是反对政府摸著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指责政府对中国的未來缺乏强国应有的远見与战略。

反观，台湾或香港其实在以上和其他许多话题层面都可以著力，提供一些不同的想法。

梁文道：

台湾与香港兩地在谈中国的时候都有用中国來谈自己的倾向，就和中国人谈論美国其实都是在谈自己，美国只是个区分内部政治立场的座标一样。同样地，台湾与香港的大众媒体每次在谈論中国时，也都是在谈論自身。在香港，谈論中国只有兩种态度，一种是典型的反共反华，他们对中国的评論都是制式的，譬如說山西要是又发生了矿难，这類评論就非常简单，最后的结論就是一句话：因为共产党不民主。为什么奶粉裡会有三氯氰胺？答案也是因为它是独裁国家。所以谈中国谈了半天，只是不断地加深与固定原有的刻板印象，无法细腻而深入地让大家看到更多东西。另外一种類型的评論是这样的：他们会說中国很大、很复杂，不能用简单的价值來判断，例如劉晓波被抓，我认为言論自由是基本的底线，这样的作法绝对是不对的。但有一些学者似乎只是模仿中国官员的讲法，大谈“凡是都要有个过程”之類的論调。这兩派言論表面上是在谈論中国，但其实都只是在投射自我主观的愿望，或者在表达与中国的某些关系罢了。我在香港常听到许多赞扬中国的声音，譬如曾经有个富豪找我去吃饭，问我为什么对中国常有意見，他认为中国目前非常好，要做什么马上就可以做、要盖什么马上就盖起來。香港许多人很羡慕中国，认为这样才是魄力、效率、速度。然而，这些速度或效率背后的真实面却是很少被理解。他们这些意見只是反过來在批评香港日益增强的民主意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