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思想》杂志 on2021-10-13

思想空间编者按：

2010年2月1日，陈冠中与梁文道同时访问台北，应《思想》杂志之邀，进行了一场围绕公共知识分子议题的对谈。十余年后的今日，我们与读者们一起回首，再看当时对于香港、大陆及台湾三地思想状况的探讨与洞见；对照这十几年来各地政局和知识分子境遇的改变，在惊异于两人敏锐的洞察力与预见力之外，也反思于现今态势之下，知识分子何为？民间何为？

香港反高铁必须提高到一个视野，反对高铁背后的意識型态，而这个反对诉求对于整个中国也非常有意义。——梁文道

一、香港：两岸三地之间的观察

陈冠中：

1949年后香港整个文化圈，受台湾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以我个人为例，中学时阅讀的《明报月刊》，当时就常刊登殷海光或谈論知識分子的责任等言論，大一时在偶然的机缘下我又走进了一间书店——“文艺书屋”，裡面大多都是台湾的书籍，像是《文星》、《皇冠》、白先勇、余光中、李敖、柏杨、张爱玲的著作。这些书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

1960-70年代，香港文化界老一辈人仍旧热衷谈論中国政治问题。1970年代初因为钓鱼台等事件，兴起了青年运动。当时有一本亲北京的杂志叫《七十年代》月刊，另一本完全由年轻人办的叫《七〇》双周刊，兩本完全不同取向的刊物。后者的许多成员之后都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或托洛斯基份子，前者的成员与讀者则很重视中国问题。当时大学生间有很多毛派与四人帮的支持者，也有反对毛派的左翼大学生，虽然兩派在大学仍属少數，但算是大学生參与社会、关心国家的一个兴盛时期。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毛派都消失了，有些进入了外商公司、后來也都成为爱国人士。我在那时出版《号外》杂志，刚开始也有批判性的西方式新左文章，但同时也有很多介绍波希米亚及雅皮文化生活的内容。在1980年代香港金融地产起飞，整个思想市场被自由市场基本教义派占据后，文化气氛也转向世界城市的品味风格，批判的态度逐渐消失了。之后的不同时期我在台湾和大陸都经歷过類似的文化氛围的转向。

1990年代到了中国大陸之后，很多情况是不一样的，他们知識界用的话语仍旧是香港1960-70年代的话语，像是知識分子责任、中国往何处去、革命还是告别革命等，仍要讨論人文的商品化问题，这是香港80年代后一度已经比较少谈論的。我刚开始的时候不太參与，很多人希望我谈中国大陸的问题，但我当时认为自己对中国的理解仍然不够，不好意思过于介入。直到2005年钱永祥叫我为《思想》写关于中国的问题时，我才好好思考如何去論述中国。虽然文章写的不满意，但透过写作过程，我才慢慢整理我的思绪跟想法。大陸的问题意識与香港、台湾是有点不太相同的，要理解他们必须进入他们的语境中，这样的态度也会对于我们理解香港、台湾本身有所帮助。后來我观察到一位公共知識分子的出现，就是梁文道，他是真正engage，我从他身上学得很多观察的视角。目前，大家很难脱離中国大陸的框架去思考问题，不參与其中也仍会受它的影响，而不參与将会很被动。现在不能再以隔岸观火的态度去看待大陸，而是要真的參与它的公共事务、公共領域，但是需要尽量的理解大陸思想界的问题意識，作为知識分子，发出我们的声音。

梁文道：

关于香港我有个想法，九七年后香港内部的问题是没有把解殖或去殖作为真正的课题集中探讨，更不用說作为政治、社会的变革日程表的一部分。香港虽然已经回归，但解殖或去殖并不是宗主或主权谁属的问题，而在于这个政治结构与社会肌理如何在殖民时代被组装、被建构成一套体系，而这套体系在香港有没有被更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