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季，作者（右）在庆阳地区巴家咀电厂前留影

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父母也一直在上海市中心南京路商店工作。

因为我父母亲的上海话里夹杂着家乡绍兴的吴语囗音，耳濡目染之下，我从开囗咿呀学语起也是一囗绍兴腔上海话。虽然上学后学了普通话，但我的普通话始终南腔北调，绍兴吴语与上海沪音互串混搭，至今难以更正。

平时同学间互聊无所谓，因为同学里还有山东调、江北腔、广东话，彼此只求听得懂能交流，并不苟求。

记得在上技校时，有一次语文课上，我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课。那是个中年男老师，他看我那么用心听讲，便让我朗读课文。我自知读音不正心里害怕，怕啥来啥躲不过，无奈只得战战兢兢地站起来朗读。

我刚读几行，就听到同学们的窃窃嬉笑。我越是努力想把普通话读得标准点，越走调得利害。几个顽皮的同学甚至模仿起我的读音，引发哄堂大笑。

可能老师也被逗乐了，我越发紧张竟然结结巴巴囗吃起来，尴尬得我手足无措又不敢抬头看。

幸亏老师及时止住了同学们的笑声，立即让我坐下，老师自己把课文读完。

那时我的脸像喝了白酒，火辣辣地红到脖子根。丢人，真丢人，我坐下后把头扑在桌子上，恨不得地下有条缝钻进去。

我毕业后恰逢上山下乡一片红，工宣队把我分配到甘肃庆阳插队落户，后进庆阳汽修厂。

也许是因为我参加了厂文艺宣传队，常在当地剧场演出，被当地的部队首长看中，要借我去给部队下乡放电影之前作政治宣传广播。我再三解释自己普通话说得不好，但部队首长说看过我几次文艺演出，觉得我可以。

当时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能被部队看中是莫大的光荣。但广播员不同于唱歌，让南腔北调的我去当广播员，实在是赶鸭子上架。既然部队首长点名，又在满满荣誉感的驱动下，我答应下来。

在农村，一听说放电影，十里八乡的人都赶了过来，早早地自带小凳子抢占好的位置。打麦场上用竹竿支起银幕，我也第一次穿上了崭新的解放军的正式军装，顿时感到精神抖擞无比骄傲，人也似乎比平时高了一点，别提有多神气。

端坐在话筒前，原先读音不正的担忧都被抛到九霄云外，我整了整军装，清了清嗓子，照着稿子，开始了我的广播宣传。

说也奇怪，刚才叽叽喳喳乱哄哄的打麦场一下子静了下来，忽然又满场爆出大笑，过会儿又静了下来，一会儿又是笑声，有时甚至杂夹着掌声。

我顾不得场内什么情况，只管认真对着宣传稿照本宣科，生怕一不小心读错犯下政治错误。听到老乡们的笑声，不禁又想起中学时那堂语文课上同学的嘲笑声，自那以后，语文老师再也没叫我朗读课文了。

让老乡们笑吧，尽情地笑吧，反正今天读完宣传稿，再也不会有下次了。就这样笑一阵，静一阵，又笑一阵……..长长的宣传稿终于念完了。我心想，等着电影放完结束，挨首长批评开除吧。哪里料想到，部队首长连连夸奖我，说这次放电影宣传效果最好。

我懵了，满腹疑团地问首长好啥呀，大家都在笑我不达标的普通话？首长说，老乡们笑，说明他们用心在听，不像以前放电影前，广播喇叭在播放宣传，底下都在说话打闹，喧闹声盖过宣传声，不得已老是用大喇叭喊话，叫老乡们保持安静听宣传。今天多好！

我心里知道，台下的人把我当滑稽演员，笑我说话南腔北调，普通话不着调，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这也算是歪打正着。部队首长不在乎过程只在乎结果。

第一次播音大逆转，再加上部队首长的夸奖，我从此再不顾忌自己的普通话读音正不正，完全放开手脚，用现在流行语可谓放飞自我。

每次广播宣传都很投入，有时还故意变化声音和声调，增强宣传效果，把播音宣传用夸张幽默的方式让老乡们在笑声中吸收知识受到教育。

我也很享受这过程，这个差使一直干到我离开庆阳地区调至兰州钢厂工作。

2022年7月26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