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从我做起：和平抵抗

(浙江)傅国涌

一

“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和赞美。”

“六四”屠杀在彻底摧毁中共政权在人民心中的道义形象的同时(“六四”的枪声

已宣告了中共道义威信的丧失)，也使广大人民陷于一种巨大的恐惧阴影之中。要结

束一党专政，首先就是要驱除这种恐惧的阴影，让中共暴政在我们心中彻底死去的

同时，恢复消极和积极地抵抗这种暴政的信心！

“当代专制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不是像古代那样，公开作为人民的敌对力量

而存在，相反，它倒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它的统治的奥秘

，与其说基于暴力，不如说基于欺骗。”“六四”屠杀则使中共当局直接以赤裸的

暴力出现在人民面前，公开作为人民的对立物出现(此后一切的谎言，欺骗性宣传都

将无济于事)，它向全世界公开了自己统治的真正奥秘--暴力，所以它只能完全依仗

刺刀、特务和警察，才能延续统治，依仗暴力的血腥味才能使多数人在恐惧中保持

沉默和容忍！

人民尽管耳闻目睹着专制政府日甚一日的腐败行径，这种腐败已经到了肆无忌惮

的地步，却无法消除对共产党集团掌握一切生杀大权(尤其是军队)的恐惧！因此，

大规模的腐败并未引发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并不表明现政府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

。无论在哪里，我遇到过各种身份的人(包括警察、军人)，几乎没有几个真正站在

共产党政府一边、反对民主事业的人，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认为

--共产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手无寸铁，反对它不是鸡蛋碰石头吗？因此还是放弃

反抗，苟且求生，好好过日子吧！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误区，需要澄清。

几千年农民起义的传统和共产党的传统造成了人民这种思维模式，也就是以暴易

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

姑且不论历史上改朝换代(无论上层的宫廷政变，还是下层的农民起义)，都是暴

力造成的，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已经反复地表明，暴力，只有暴力才是决定中国政治

的最后声音。

辛亥革命是因为袁世凯凭借了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北洋军，既迫使清帝退位，

又迫使革命军妥协让步的。袁氏称帝则不但面临着西南的武力反抗，而且他嫡系的

北洋大将段虎、冯狗等也纷纷投了反对票，因此他才不得不脱下皇袍，在一片叫骂

声中死去的。此后中国政治舞台上上演的一出出都是武戏，督军团也好，张勋复辟

也好，马厂誓师也好……所谓直系、皖系、奉系都只不过是暴力的代名词。国民党

只有到了黄埔建军，掌握了一支强大可靠的军队以后才有可能到南京建立起一个全

国性的政权来。同样，共产党如果不紧紧依靠枪杆子，既谈不上一九四九年赶跑蒋

介石的国民党，也谈不上一九八八年后继续一党专政！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翻开每一页都充满了火药味。暴力革命的传统早已渗入每个

中国人的骨髓之中，特别是有上述发生在二十世纪的史实可鉴，他们相信没有暴力

后盾的政治抗争是徒劳无功的。“六四”枪声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思维定势。共产党

也希望借此在人民心中强造恐惧。阻止更多的人投入反抗行列。

胡平说：“在中共政权与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契约，那是一个用暴力强

迫人民接受奴役的契约。这个契约以毫不含糊的形式写进人民的心里，但是它的公

开版本见之于中共当局的各种文件--多充斥着堂皇而暧昧的语言。暴力不好意思赤

膊上阵，它给自己披上了一层精巧的亵衣，它必须凸现自己，免得让别人不知畏惧

；但它又必须掩饰自己，免得让别人太感屈辱。人是一种动物，因而他畏惧暴力；

同时，人又是一种有自尊心的动物，因而他很难忍受自己在公然而然的暴力面前屈

服。换言之，正如暴力需要为自己的残暴找出一种合理化的解释，人民也需要为自

己的屈从找出一种合理化的辩护……一旦暴力公开赤膊上阵，它固然可以更强烈地

造成人民的恐惧，但与此同时，那又不可避免的激起了人民基于自尊心的屈辱感，

这就很容易会促使他们进行英勇的反抗。”但是六年多来中国并未出现一定规模的

英勇反抗，相反的是更多的人们越来越相信共产党专政机器的强大，人民用和平方

式表达的任何抗议都是无济于事的。

如何使人们树立起这样一个信念，任何政权(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最后能不能保

持它的生命，关键还是在于民心向背，从中国古代“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视”

，“天道、即人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到西方近代的人民反抗权概念。即使在

“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政权依靠枪杆子延续下来了，但整个政权无论从它的基础

，还是上层建筑都已经大大地削弱了。今天它的继续存在依靠的并不是人民的默认

(至少“六四”前人们还普遍以为中共不至于开枪杀人)，而是时刻存在着的暴力恐

吓。除了官僚特权集团和少数既得利益者，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因为“怕”才不敢挺

身而出。这一点甚至连中共也认识到了，所以中南海六年来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对

整个政权并无信心，无非抱着能过一天是一天的心理。六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愈演

愈烈的大面积腐败正是这种心理的现实反映，他们是随时有夹着皮包溜掉的准备。

而中国人正好惯于等待。少有英勇反抗(满清入关，竟统治了近三百年，虽然反抗不

断，有天地会、白莲教、太平天国等，但多数人还是屈服了)。这正好延长了现政权

的寿命。

因此我们要响亮地提出一个釜底抽薪的口号：从我做起，和平抵抗！以我们每个

人内心坚不可摧的信念，从现在开始消除对中共专制的任何恐惧，幻想已在“六四

”粉碎，现在只有恐惧！一个有了真正信念的人就将在中共极权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从而把铁幕撕开一条条裂缝。

二

和平抵抗源远流长，早在一八四八年，美国的梭罗就发表了他的《论公民的不服

从》，鲜明地提出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这是有关公民个人和平抵抗的理论，即当

人民无法容忍一个独裁或腐败的政府时，他们有拒绝服从并抵抗它的权利。

公民的不服从作为一种政治行为，要具备两个要点：1、这种行为要公布于众(不

是私下的愤懑，牢骚和小动作)；2、要采取非暴力的方式。

梭罗的思想极大的影响了二十世纪印度的甘地和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甘地和

马丁·路德·金将梭罗的和平抵抗从个人行为的原则发展成大规模的运动原则。

甘地“就是牺牲的别名”(泰戈尔)，他以一己的良心负起了全印度的苦难，以毕

生的精力去争取印度的自由，他始终遵循着和平抵抗的原则、曾十五次绝食，六十

次下狱，四次遇刺，无论在何种威胁之中，他都能泰然自若地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

走去。

“在他看来真理和非暴力主义为同物，或是同样东西的不同方面。”

当时“印度人主要心情就是恐惧，是一种普遍渗透使人窒息的绞勒一般的恐惧。

怕警察，怕军队，又怕广布的特务，怕官吏阶级，怕那意味着镇压的法律，更怕监

牢……”这种情形和今日中国何其相似。

“正是为了针对着这弥漫一切的恐惧，甘地沉静而坚定的口号响起了：不要怕！

……于是人们肩头上层恐惧的黑幕就这样突然间揭掉了。”

“(甘地号召)头衔(指英王赐给的爵士头衔之类)都应放弃，虽然那些拥有头衔的

人只稍有些响应，可是大众对英国颁给的头衔的尊重心理消失了。头衔变成耻辱的

象征，新的标准和评价树立起来了。原先给人印象是那样深的总督官邸和(土部)王

公们的显贵豪华，徒然间变得好像极度可笑粗俗，而且不如说是可耻了，因为环绕

着他们的正是人民贫穷和不幸。富有的人也不再那样亟于炫耀他们的富有了。”

“更重要的道理，在于这种运动对于群众所发生的影响。大家有一种如释重负，

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感觉。压迫人们低头的恐惧心理减退了。人们挺起腰，抬起头来

。”

“往日受压迫和失望的感觉完全消失了。过去为了怕当局找麻烦，总是私下耳语

，后用法律名词转弯抹角的说话，现在这种情形没有了，我们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

么，而且公开大声讲话，毫无顾忌。我们担心后果吗？怕坐牢吗？我们正求之不得

，因为这对于我们运动的事业有利。”

这就是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主义的不合作运动，“这里出现了人们坚持真理(正义)

的意志，甘心忍受由此而来的痛苦和灾难。这是斗争，而非暴力斗争，它的痛苦和

灾难是自己招来的，一次又一次，再仆再起，力量愈来愈增加，如火益浇益旺。”

《尼赫鲁自传》中说“我回想到郭克雷对甘地的评语‘他具有使凡人变为英雄的

力量’。和平抵抗运动作为达到民族解放的伟大目标的行动方法，似乎本身已经证

明了它的正确性。全国成长着一坚定信念，不论朋友或敌人都认为我们已向胜利迈

进。”“甘地总是在那里象征着不(甘)妥协的真理，要把我们拉起来，使我们感到

可耻而走向真理。”“他绝不屈服于命运或其它任何他认为是罪恶的东西。他充满

着抵抗的情绪，虽然这抵抗是和平而有礼貌的。”“他所提议的每一种改革，他所

给别人的每一个劝告，他都严格地应用到自己身上。他总是带头作起。”“他的教

义的骨髓是无畏、真理和这些相关的行动……”“和平的不合作斗争一次接一次地

发生着，里面包含着无穷的痛苦。但那痛苦是自己找来的，因此是增加力量的。它

不同于那种压在不情愿的人们身上并导致绝望和失败情绪的痛苦。”

甘地说，“我相信假如只有在怯懦和暴力二者之间加以选择时，我将劝人选择暴

力……可是我认为非暴力比暴力高明得多、宽恕比惩罚气魄更大……非暴力是人类

的法则，正如暴力是野兽的法则一样。”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使他无所畏惧，不屈

服于任何势力面前，也不以威武屈人，和平抵抗运动最终赢得了印度的自由(虽然他

本人死在暴力的枪口下)。

和甘地一样，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称为“西方世界中告诉我

们可以不用暴力而进行斗争的第一人”(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对他的评价)。

他们都把梭罗的理想发挥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在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说词中，

马丁·路德·金说：

“非暴力是对我们时代的至关重要的政治和道德问题的回答--人类必须克服压迫

与暴力，而不诉诸暴力与压迫。文明与暴力是誓不两立的观念，继印度人民之后，

美国的黑人表明，非暴力并非无结果的消极被动，而是一种导致社会变迁的强大道

德力量。”“从真正的意义上说，非暴力寻求消除作为当代人类重大困境的精神与

道德的落后状态，它寻求通过道德手段来达到道德的目的，非暴力是一种强大而公

正的武器。”

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和平抵抗运动为后世提供了成功的先例。

但我们也看到，和平抵抗的成功必须有几个基本前提：它首先诉诸人的良心，以

唤起公众的良知，激励他们加入抵抗的行列，(也就是说在人民一方面要具有一定的

对所追求目标的共识，否则就不存在诉诸对象了)，八九民运时学生绝食所起的主要

作用就是如此，其次是这个国家的政府是有一定理性的，在国际舆论、国内潮流的

压力下有可能作出妥协、让步的。

八九民运证明了广大人民在惩罚腐败、争取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等问题上有着十

分广泛的共识，“六四”屠杀也并不能说明中共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采取极端

措施，比如不管它如何无法无天，但在国际压力下面它不还是多次作出反映了吗(方

励之、王军涛都之这样去美国的)？

三

“六四”的血腥并未引发大规模的激烈反抗，这个结局连邓氏本人也未料想到。

“六四”后的最初几年在整个中国大陆几乎都听不到一点公开抗议的声音，但随着

一九九一年苏联瓦解，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尤其是一九九三年以来，

从“和平宪章”到“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及上海的“中国人权协会”等)，国内

反对派不断地发出了抗争的声音，再从中共的处置方式来看，我们还是可以说和平

抵抗有着一定的空间。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的“和平宪章”签署人共九个，中共指使将草案起草人秦永敏

劳动教养两年。

一九九四年“劳盟”抓了一大批人，被劳动教养的有张林、周国强等人，多数人

在非法收审一段时间后还是被释放了(如刘念春等)。上海因为“中国人权协会”、

“九四民主化政纲十九条”等，鲍戈、杨周、李国涛、杨勒恒等多人被劳教。

除建立“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华进步同盟”和“中国自由工会”的胡石根、

刘京生等十五人在一九九四年被重判外，这几年来中共是轻易不将政治犯送上法庭

的，而是用法律以外的行政手段将他们劳动教养，有的则什么名义也没有地关押，

如魏京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