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是六年来反对派声音最大的，从二月到六月，声音不断，中共在不断
抓人的同时，也不断放人，至今仍无任何罪名关押的只是王丹、刘念春等几个人。
由此可以发现中共在面对反对派的挑战时并非毫无顾忌，可以任意将人绳之以它
的法的，而没有名义的关押(魏京生、王丹、刘等)明显地使中共政府在国际舆论面
前十分尴尬。
只要反对派把握一定分寸，有理有节，堂堂正正地面对中共政权，和平抵抗暴政
，所面临的也并不是十分严厉的处置(但并不是说就不可能遭到中共的严厉处置)。
在当代中国从事民主运动、当然需要勇气，需要冒险，需要献身精神。只有以不
断的反抗、不断的出入共产党的监狱，才能打破中共暴政编织的恐惧神话。曾在狱
中呆过二千一百天的圣雄甘地说过“监狱是监禁盗贼的，对我来说监狱是圣堂。”
曾五次入狱的陈独秀称监狱是人类两大文明发源地之一，要青年立志出了科学研究
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科学研究室。
只要敢于直面中共暴政，不惜以身入狱，那么共产党并不可怕！“共产党政权说
是靠恐惧建立的，如果我们把免于恐惧的自由，在这一点把它击破了，共产党政权
的崩溃就是从此开始。”如何克服中共长期以来对人民所造成的恐惧？那只有通过
坐牢。“可以进去再出来，进去再出来，来克服这种恐惧。”
“尽管中共强硬派本能地意识到，但他们却并不总是有可能动用强制力量去压制
这些挑战，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运用暴力。其结果便是，一种抗拒他们意愿，具
有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便有机会逐渐形成，并且可不断扩大……公民请愿活动便
是重新开拓这种自由空间的英勇努力。”
“要投身民运免不了要冒些风险，但我们完全有可能避免对方的暴力镇压，或者
把这种暴力镇压降低到很少的程度，避免民运的有生力量遭受重大损失，避免广大
普通参与者遭受迫害。”
只有让广大普通的参与者感觉到即使我参与也不致于有什么危险，民运才能鼓动
起更广泛的参与，而有了这种参与，“六四”产生的恐惧效应便结束了。
“因为大多数人不可能在有吃有穿的情况下为一个理想去献身，这是我们要有的
一个最基本的估计的。特别是现在，他有这么多发财的机会，干别的事有那么多机
会，而争取民主的风险又是那么大，那一般人怎么会去呢？所以我们就必须找出一
种途径，让一般人愿意参加民运，而他们由于参加民运所招致的个人利益上，或精
神上的压力都是有限的，是他们能够承受的，愿意承受的，在承认这个，努力让大
家相信这一点的前提之下，新的民主运动高潮才可能到来。”
共产党血腥镇压造成的恐怖感一旦不再在社会上弥漫、传染，更多的人投入民运
却不至于有太大的危险，共产党专制的倒塌就开始了。实际上共产党统治的秘诀就
在于使人民恐惧，而我们通过理性的行动，进行和平抵抗，比如签名，把名字公开
地写在那里，不管写的内容是什么，最关键的是喊出了“我不怕！”只要我们不怕
，共产党的恐惧就结束了！而共产党总不能一再地让暴力赤膊上阵的。当我们坦然
地出入于共产党的监狱，用理性、和平的方式抵抗它的暴行，以坚定的民主信念面
对它的迫害，我相信它的任何迫害都在根本上伤害不了我们。
一旦人民看到我们敢于公开地站起来反对一党专制，坚持民主理想，在面对任何
迫害后仍此志不改，依旧我行我素，并无丝毫的屈服畏惧，那么自然会有更多的人
和我们站到一起来的。
从我做起，和平抵抗！就是说，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我们的信念，始终
不向暴政低头，公开、理性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不在乎暴政的迫害，一往无前，向
既定的目标走去，李敖曾写过一段话：
“多少浮云世变，使我觉得，为早文星而作战的人，如今只剩下我一个。风雨如
晦，水深浪阔，我再作多久也不知道，但是，我不会终止，我不会背弃文星的理想
，我总朝前去了！”
只有以这种情怀，我们才能面对任何袭来的横虐，只有以这种情怀，我们才能在
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坚持下去！
四
胡平一直倡导既要有少数勇者的反抗，也要有多数人可以参与的方式，早在《论
言论自由》中，他就阐述过“勇敢与明智”的关系。
“人类为了进取，勇敢是第一个品质要求。”
“民主需要勇气，但它同时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勇气。恰恰相反，只有在实行民主
而无需抛头洒血的情况下，民主才算是有了更广泛的基础。民主制的价值本来就在
于通过和平的途径，不付出或尽量少付出血的代价，去赢得必要的社会改革。因此
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明智同样至关重要。实际上，严格意义上勇敢本来就与明智
分不开。
要明智，就意味着必须寻找这样一种原则，人们无需乎多少深奥的知识就能领会
它，无需多少勇气也敢于坚持它，这个原则是那么简明、正确，以至于绝大部分人
，不论他们其它见解有多少差异，却很容易一致表示赞同，并且不害怕公开表明这
一点。同时，这一原则还必须具有稳步推进的特性，能够为以后的发展开拓道路。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我不能说出所有我相信的东西，但是我不去说那些我不相信
的东西，这当然不是一种英雄气概，不过它却表明了一个虽然缺乏勇敢，但毕竟不
失正直的人所可以采取的立场，通常人们总认为在强权面前只可能有两种选择：要
么舍命反对，要么任随摆布，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应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
必须，为相当一部分正直、善良、具有常识、但不一定思想深刻、怀有正义却未必
甘为一种信念献身的人们，提供一个原则立场，使他们能够成为维护民主的长城，
而不致成为专制的帮凶，也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台下的看客。如果找不到这么一种
原则，少数优秀人物的孤军奋战不过是一曲曲壮烈的悲剧，民主的实现只能靠偶然
的契机，而且势必经受不起真正的风浪。”
这就是胡平对“民主运动必须提供一种常人的勇气即可承受其危险的基本策略等
问题”所作的分析。
“六四”以后他提出“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和大部分外国人一样，大部
份中国人在起码的生存能够维持的情况下，他们是不大愿意为一个理想，为一个可
能但非现实的更大利益，去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动员人民投入民主运动的秘诀
就在于：一方面，让人民去争取他们愿意争取的目标；另一方面，让人民去承受他
们敢于承受的风险。一场正义的斗争，除非人们能够了解到其风险的有限性，否则
绝大多数人是会敬而远之的。”“凡从事现实政治活动者，必须以承认人类的不完
美为前提。我们必须承认，大多数人，包括许多优秀份子，在投入争取自由民主等
光辉理想的斗争中，一般情况下，都是要考虑安危的。他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有
限的。我们必须在承认这一前提的基础上确定我们的战略和策略。”
“权力是有力的，如果我们都支持它，或是消极的忍受它；权力是无力的，如果
我们拒绝服从，撤回支持，或是积极地反对它”。这就是和平抵抗的作用与价值所
在(罗斯福一九三三年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曾说“最大的恐惧来自我们的恐惧自身
”。“夸大恐惧对象的力量，正是恐惧心理之为恐惧心理的基本特点。我们说的克
服恐惧心理，就是说要怯除掉那些夸大的虚幻的成分，而对于对手的本来的、真实
的状况有更清楚的认识。”
“任何专制政权，包括中共现政权，也许确是钢筋铁骨，铜头石臂，但不可避免
地，它有着它自己的‘柔软的下腹部’，有着它自己的‘阿基米德之踵’，也就是
有着致命而又脆弱的部位。”
因此，他提出了两种类型的勇敢：一种是道义性的勇敢(如魏京生等)；一种是政
治性的勇敢。
“政治性的勇敢意味着，你决定做一件事，那件事别人看来十分危险。但你仍然
去做了，而结果却证明它并不那么危险。你化险为夷。你取得了现实的而非仅仅是
道义的成功。”由于这种勇敢会吸引一般人的追随参与，能够克敌制胜，故而是政
治活动(包括民主运动)最需要的一种勇敢。”
只有让人认识到和平抵抗的可靠性、可行性和有效性，才能鼓励更多人们以政治
性的勇敢参与民运，“而那个根基业已动摇的专制政权必将在新的民主运动的冲击
下节节败退。”
和平抵抗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提供了一个个人从我做起，反抗暴政的原则，也可
以作为群体性抗争的原则。梭罗到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直到中国的八九民运，
就是从个人的和平抵抗到大规模的和平抵抗运动的历史。
“六四”以来的历史也表明，无论个人的和平抵抗(如郭罗基的公民申诉)，还是
群体的和平抵抗(尽管还未发展成一定规模的运动。如九五年二月以来的历次请愿签
名活动)，都有着深远而简明的启示，它告诉我们，只要你决心反抗，立足于和平、
理性的原则，那么最残暴的暴政也不致于对你怎么样。虽然这几年有一批民运志士
被非法劳教，少数精神领袖被无理关押，但对于大多数参与者它并未采取什么严厉
措施。
再考虑到中共颁行的刑法虽然有臭名昭著的惩治政治犯的罪名(如反革命宣传煽动
罪等)，但同时又明确这些“罪”不得叛无期徒刑至死刑，这也就从反面说明中共暴
政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对它的和平抵抗不至于招来牺牲生命等危险(当然“六四”屠杀
是一个血写的事实)。
五
甘地说过，纯洁的人们自愿牺牲，是对傲慢的暴政最强有力的回答，而这种傲慢
的暴政是上帝和人类所不容的。
没有勇者的牺牲，民主当然不可能成功，因此说“搞民运当然要冒险”，“英雄
主义，献身精神永远需要，绝对需要”，但是没有多数人广泛的参与，同样永远不
可能砸碎暴政的锁链。
刘青在代魏京生、任畹町领取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的致词中说：
“民主墙对中国有重要意义，它就像屹立于中国政治领域的一道界墙，被界墙隔
断的以往，是中国人民的疑惧、沉默和驯顺，是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等绵延不绝的
灾难，在阴暗的天空，漂浮着几千万具冤魂的尸体。界墙的这一边，异声突起，抗
争不绝，虽有高压甚至屠杀，但社会觉醒了的人权民主意识，并不气馁，屡败屡战
，展示了勃勃的生机和富有希望的未来。魏京生、任畹町就是这一划时代的事件中
，涌现出的一批代表中的两个杰出人物。”
他们“坚定不移的追求人权民主，敢于面对迫害和勇于承受迫害。他们曾经多次
被捕关押，但丝毫未能动摇他们的信念，只要离开监狱，立即又投身人权民主的追
求活动。”
“他们奋不顾身，几次出入监狱，经受了漫长的痛苦和严重的摧残，却锲而不舍
追求人权民主……”
正是魏京生等人的英勇无畏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道义榜样，并将鼓舞着更多的热
血志士投入和平抵抗的行列。
“的确，作为一种程序化、形式化与理性化操作的民主政治在其成熟时应该是不
依靠英雄的。然而缔造这样一种制度的过程需要‘英雄’吗？
回答是肯定的。英雄们(或曰圣雄们)“所推行的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事业。自由
主义本是个低调的主义，它承认人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当然，这并不等于褒奖
自私--以防止专制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语)。然而，在面对严酷
压迫时人们如果各怀私心，一盘散沙，就无法冲破重压，去实现自由事业，这就形
成了一种悖论：‘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用高调的
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
，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这就是圣雄精神
。”
无论是甘地，还是哈维尔，曼德拉，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点：“他们不仅个
人道德操守高尚，有‘圣者’风，而且都为反抗压迫历经磨难，坚定不移，因而成
为维系人心的正义化身，另一方面，他们不仅有深刻的人文关怀，而且有多元化的
广阔胸襟，富于理性与妥协精神，能容纳反对派，主要以其道德感召力而不是以权
势对社会起到整合作用。”
没有这些“圣雄”所树立的伟大的道德榜样，没有他们为实现理想而历经磨难的
奋斗经历，以及在奋斗过程中体现的牺牲精神、实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精神，他们
所倡导的理想和原则，就将失去如此巨大的正义凝聚力和道德感召力，正是他们，
在社会转型时期成了正义的化身，伟大人格的象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
也许中国已经并不缺乏这样的道义榜样，和魏京生一样为追求民主不怕把牢底坐
穿，曾入狱十几年的就有王希哲、徐文立、任畹町等人。
但我们全民族的道德精神的沦丧也是不言而喻的。王军涛一九九一年二月在狱中
给律师的信中曾说过“在一场像八九民运那样的轩然大波之后，竟然只有那样少的
人面对审判，可以平静地说出自己的良心判断，这在人类政治史上是不多的，特别
考虑中国政府并不严厉地处置这类良心判断，而且人民似乎也不误解，歧视这类辩
护，这就使我汗颜惭愧了--为我同胞惭愧，这也不大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我提出--从我做起，和平抵抗！正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们确立这样一个信念，只
要我们从自己做起、和平地抵抗中共的极权暴政、中共政府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总有一天，这种和平抵抗从个人、小群体的行为发展成大规模的抵抗运动，最终促
使专制政权垮台。
在当前的形势下，广大人民因为种种顾虑不敢参与反对暴政的行动，有人开始提
出了"民主旗帜到底还能打多久？”的疑问，对此王丹有一句很好的话，民运只剩下
一个人也可以坚持下去。即使高压到了极点，还可以写作，还可以思考。
从我做起，和平抵抗，就是要求每一个献身民主事业的人真正从自己做起，在任
何处境、任何残酷的迫害面前，也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原则，决不向专制
屈服！
在哈佛大学一条长长的走廊里，用花岗石铭刻着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名言：
怎样保卫自由？当它受到武力进攻时用武力来保卫，当它受到谎言攻击时用真实
来保卫；当它受到极权主义攻击时用民主的信念来保卫，从永恒的意义来说，最后
的行动乃是用意志和信念来保卫。
从我做起，和平抵抗--正是凭着这样的信念我们才可以无畏地面对极权暴政，并
理性地向它宣战，这是砸碎暴政枷锁的一条现实的道路。
“平心而论，不管多么残酷的暴政，人在面对它时都不应该有恐惧有怨言，服从
或叛逆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身。当中国人一味怨恨专制者时，更应该怨恨自己，如
果不是中国人过于怯懦和愚昧，怎么能使当代中国的专制者如此肆无忌惮，如此把
不讲理当做真理……只要决定反抗到底，专制主义再残暴也不会长久。”
正因为如此，从我做起，和平抵抗--才有了深远而重大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