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提到的"蓝色封皮线装书"，这事发生在1962年，曾国藩曾孙、台湾东海大学第一任校长曾约农，在台湾世界书局把《李秀成亲供手迹》影印公布于世，每份售价两百四十元，内容较刻本多九千多字，为三万三千三百多字，全书没有结尾。曾约农将原稿捐赠国立故宫博物院，题名为《李秀成亲笔供词》，大陆则称为《李秀成自述原稿》。这本书居然是上海的张春桥进口来送给毛泽东的，这个细节透露，早在1964年"四人帮"里的张春桥已经很贴近毛了；当然，江青主动找戚本禹，也显示这个婆娘对文化学术界的咄咄逼人，以及她的盛气凌人——"背对"著戚本禹传达毛的旨意。

毛泽东为什么对"李秀成"忠叛争辩感兴趣？这涉及到一个重大党内旧案，即所谓"华北六十一人自首叛党集团"。1936年时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刘少奇，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指示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61名中共干部履行"自首"手续保释出狱，此决定由延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批准，61人包括刘澜涛、薄一波、安子文等。谁知1966年康生写信给毛泽东，重提此案，说刘少奇当年的这个决定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很明显他是在给毛出主意，如何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恰在此时看到戚本禹的文章，乐得"古为今用"一下，借学界"忠王李秀成"的忠叛之争，明确向天下释放一个他要"抓叛徒"的信息。后来文革爆起，以及蔓延全国的"抓叛徒"风潮，冤死无数性命，其端倪皆始于此。那批当年"自首"的人，一个也没逃脱"叛徒"的归宿，刘少奇则最惨，带着"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被活活整死。

不过在六十年代初，戚本禹"一炮当红"，康生要他去设在钓鱼台的"反修·九·评*"写作班子，但是《红旗》副总编辑邓力群也找他谈话，他说不想去《红旗》，邓一扳面孔："这个事是给主席打的报告，主席批了，没得商量了。"原来《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抢先向毛泽东提出调戚。

沙滩大院一九六四年那时，大家都到机关食堂吃饭，各家凑一桌，我记得常看到有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总是谁也不搭理，孤伶伶独自吃饭，偶尔凑到我家这桌来，也是傲慢地朝我爸点个头，闷声吃他的。后来听爸同妈妈私下说，此人即正当红的戚本禹。

三、"阎王殿"

共产党搞革命，一靠枪杆子，二靠笔杆子。陆定一是笔杆子，住在中南海，他的儿子陆德说：

‘党政军有三个部门在中南海里面办公：中央军委、中央宣传部、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宣部在乙区，国务院在丙区。在办公地点和出入方面，国务院比中央军委和中宣部低一级。我家前院原来住的是彭德怀，五九年上庐山开会的时候，我爸爸跟彭老总坐一列车，火车上彭老总跟我爸爸谈了他对大跃进的想法，我爸爸还给他提供了一些材料。庐山会议上彭老总给毛主席写了信，当时有人也批评我老爸右倾，是主席说了话："秀才还是我们的秀才嘛。"这才没整我老爸。彭德怀出问题以后，军委搬出中南海。中南海里面就剩下两个部门，一个是国务院，一个是中宣部。’

1957年初，中宣部机关从中南海的庆云堂等处搬出，迁进沙滩大院新落成的办公大楼，就在"五四"红楼的正北面；接着迁进来的，是《红旗》杂志和中央政治研究室。但是陆定一仍然住在中南海的增福堂。

陆定一，江苏无锡人，在上海南洋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长期在共青团中央担任宣传部长，曾赴莫斯科担任中国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后来回国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曾主编《新华日报》、《解放日报》，1945年起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共在此任上二十二年。期间，陆定一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前后矛盾，他积极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却又强调"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只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反驳1962年陈毅在广州宣布"给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之礼"，虽然后者可能只是"虚晃一枪"而已，但是这个事件显示了陆定一的教条和迂腐，接下来他就跌进了文革深渊。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向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此文由毛泽东授意，江青私下组织。彭真、陆定一抵制转载此文，毛在上海还曾下令印刷小册子，由新华书店系统发行；而《人民日报》迟至11月30日才在《学术研究》版内转载此文，两端激烈争夺，这是文革的第一场较量，即所谓"舆论指挥"权的争夺，刘少奇一派便以损失"彭罗陆杨"四员大将而败下阵来。自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到1965年这段期间，毛有部署地展开对文艺、学术的批判，如对戏剧《李慧良》、《谢瑶环》、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以及史学界批李秀成自述、哲学界批杨献珍、经济学界批孙冶方等，此乃所谓"文化大革命"叫法的由来，因为毛觉得"大权旁落"，要靠自己的一帮秘书来发动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