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y坦承自己很想念香港，她从2018年之后就没再回去过，未来也不可能再踏进香港。她想念朋友家人和食物，她说，整件事很荒唐，她从来没有想过在这个世纪还有地方是因为安全关系没办法去的，很荒谬，何况这个“禁地”竟然还是她的家乡。但她也说，不能再回去虽很可惜，但若让她选择要做香港民主工作还是要能回香港一两趟，答案很明显。
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时，Amy在电视新闻上看到香港的状况，“真的看不下去”，觉得一定要站出来做些什么。图为当时香港街头的抗争者。图／路透社
Amy最希望透过联盟达成的工作，是在欧洲香港人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图／受访者提供
▌“争取香港民主感觉是我的责任”──瑞典港侨Tao
Tao跟联盟中其他移居海外的香港人不太一样，他是在瑞典土生土长的香港第二代，父母从香港移民到瑞典，Tao在瑞典出生，对香港的感情却不少于生长于香港的香港人。不只广东话说得相当流利，华语也一点都不差。他的应对进退和说话的气质，跟我对香港人的印象相当符合，温文儒雅、不卑不亢。
很难想像一个在海外出生长大的人会义无反顾的投入香港民主运动。Tao说，小时候常跟着父母回香港，香港对他而言是个像天堂的地方，虽然从未在香港长住，但每次造访都是两三个月，也有很多亲戚在那边。Tao说小时候的香港是个有人权、自由的地方，让在瑞典长大的他对香港更加有亲切感，也对香港产生了深刻的情感与认同。
对他来说，香港就像家一样，加入民主运动之后就已经知道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办法回香港。他听回去的朋友说，香港的改变很大，街上听到越来越多人说普通话，来自中国的人越来越多，街上看到更多中国国旗、听见中国国歌，中国国庆的庆祝也越来越盛大，以前没有的现在都开始了，未来只怕会有更大的改变，就像有人要把你家拿走但你却不能做什么。他有很多亲戚朋友都搬离了香港，2019年后瑞典的香港人也变多了。
虽然如此，Tao认为香港的核心认同应该还是能留下，但他也担心香港会广州化——虽然留着核心认同，但粤语逐渐变成只在家中说的家庭语言，人人在外说着普通话，电视上也都说普通话，本地文化就慢慢式微及至消失。
Tao在加入欧洲香港人联盟之前就已经在瑞典跟其他香港人一起成立了非营利倡议组织Befria Hong Kong，几年来不断在瑞典媒体上发表相关文章、拜访瑞典国会，从事倡议工作。
他认为在海外的民主运动除了倡议之外，文化是另一项重要工作，Tao希望可以在瑞典或其他欧洲国家有更多的文化活动，也许播放影片或办聚会。有了联盟之后希望行政工作能更简化，也许还可以跟台湾有更多连结。
最左边为Tao，图为2024年12月瑞典国会“香港民主与言论自由网络”（Network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of Speech in Hong Kong）成立时留影。图／Stand with Hong Kong提供
Tao有家庭也经营自己的公司，时间太少是他参与香港民主工作遇到最大的挑战，想文章、投稿、跟政治人物接触，这些工作都要花很多时间，而要如何让政治人物从理解香港议题到真正采取行动，这也是倡议工作时常面对的挑战。
Tao说他其实不太喜欢露脸，或跟政客见面，但为了倡议工作的大局，他依然投身；而他在联盟工作中最享受的部分，是跟其他同样关心香港民主的香港人见面开会、聊天、吃饭、大笑，跟有类似想法的人相处总是会给人归属感。他说，很多香港人做了很多很棒很有启发性的工作，大家都在做志工，跟这些人一起令人有成就感，也许可以帮忙型塑新的香港。
Tao说他有时也会问自己为什么还在做有关香港的工作？他从没想过自己会做这么久，他认为自己坚持下去的原因是，自己是瑞典人，有自由有各种资源可以做这些事情。
“很多在香港或甚至中国的人想抗争但没办法，我们在瑞典有言论自由，感觉像是个责任，可能是我自己想像的，但我觉得是个责任，我必须去做，这种感觉一直让我走下去。”
他说家人还是很支持他的工作，一起看电视新闻时很难跟小孩解释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令人失望，但至少小孩知道爸爸在尽自己的力量带给其他人一点希望，他投身香港的民主工作多少也给家人对世界局势失望的情绪带来一个出口。
他说看到中国跟世界的发展，如果不继续做这个工作自己可能会发疯，也会看不起自己。他觉得做香港民主倡议工作其实也有他自己的私心，想要自我满足甚至自我救赎，推动他的力量一部分可能是罪恶感，一部分是责任感。他说这个工作也许不会做一辈子，“但我还没做够”。
▌接续上篇：〈“让人看见香港光复的希望，是我们的工作”：欧洲香港人联盟群像〉
未来只怕香港会有更大的改变，港人却无能为力，就像有人要把你家拿走但你却不能做什么。图为香港维多利亚港一景，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图／路透社
